【活動報導與影音記錄】Hybrid Transnational Social Protection in Global Asia： (Re)constructing Safety Nets across Borders研討會速記 Panel 1、Panel 2
🎉【Hybrid Transnational Social Protection in Global Asia： (Re)constructing Safety Nets across Borders研討會速記 Panel 1、Panel 2】
🕒日期：2023年12月18日(一)下午
📖第一場次
Karen Liao老師從鉅觀和微觀層面上，探討低薪製造業的菲律賓移工如何在海外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的管道獲取跨國社會保護機制，這個機制涉及國家、市場和社交網絡的行動者。她在菲律賓、新加坡和黎巴嫩進行田野研究，聚焦於海外菲律賓移工在經歷職災或低潮時，菲國政府採取的遣返制度。她認為母國的遣返制度可被視為正式保護資源。母國政府透過遣返移工，來保護那些不想繼續合約或工作的移工，但非法移工或沒錢支付費用的移工，則無法使用這項正式保護資源，這時就由移工社群做為第二層保障，她指出，跨國社會保護的概念能幫助我們分析移工如何運用正式和非正式的資源，但也要思考正式協助跟移工自己能尋求的協助有何不同並將尋求協助的過程當作分析單位，藉此深化、拓展跨國社會保護的概念。
Nana Oishi老師比較日本、韓國、台灣等東亞國家與澳洲、加拿大和美國，發現前者在健康、國家津貼、兒童照護、公立教育機會等不同保護面向，指出前者的移民政策雖然高度管制，但對永居與非永居的外國人皆較澳洲與北美來得友善，惟其社會保護有公民優於永居、永居優於技術移民、技術移民優於非技術移民的階層化現象，所受保護最弱的則為非常態移民。她並以日本為例提出未來可深化研究的方向。
許正熙老師研究在泰工作的孟買移民，透過在新冠疫情期間兩國的邊境治理，探討泰國Mae Sot 地區孟買移民的社會網絡變化。因為缺乏政府治理，孟買移民自組網絡組織在學校形成了醫療組織，為孟買人提供健康診斷的服務，來彌補當地官方醫療資源不足的問題，另外學校的老師也扮演與泰國官員溝通的角色，第三部門則提供相關服務，這些非官方的協助甚至可幫助移民母國。他的研究強調政府之外的網絡與組織所扮演的社會支持角色，與跨國非官方保護網的重要性。
📑第二場次
Elaine Ho與丁文卿老師的研究關注在新加坡的緬甸家庭看護工，高齡化的新加坡社會中，高齡者的照顧，甚至部分醫療行為(如打針)往往落在外籍家庭看護工身上，他們有時也得照顧高齡者的其他家人，導致移工擔負過多的責任與風險。兩位老師援引跨國社會保護、照顧關係的多向交換、時間性與生命歷程探討星國緬甸家庭看護工的處境。從時間軌跡來看，出發前，移工須依靠非正式的仲介和社群網絡尋求保護；抵達新加坡後則由當地移工網絡與非政府組織提供協助；回國後，移工則透過自身技能的提升以循正規途徑來改善生活。她們發現新加坡的社會企業已提出新的老年照護想像，即在一個共同生活的環境中集中提供護理設施和情感支持，以便讓家庭看護工也得到陪伴；這樣的作法或技能也可能被回鄉的移工帶回母國。最後，她們也呼籲大家思考當雙方或多方(如目的國的老年人或移工)都需要社會保護時，誰的照顧需求先被考慮？被的權益受損？而這過程中又呈現出何種不平等的樣貌
Andy Chang老師以遷移到台灣、新加坡的印尼勞工為例，介紹了跨國勞工的處境，指出大部分移工在母國面臨社會福利制度不完善，而在移入國家又因缺乏公民身分而被拒於公共參與之外，這些移工雖發展出自身的保護機制，但因為聘雇條件的不穩定，雇主所提供的福利與社會保護也各不相同，導致這些保護機制相對脆弱而不穩定，他認為國家應該注重移工在身分上的不利地位，針對其退場機制設計相關福利措施，以發展更廣泛且公義的跨國社會保護網。
Yasmin Ortiga老師透過政府文件、媒體報導、會議記錄跟網路研討會的內容分析，以及三輪對在郵輪工作的菲律賓護理師與郵輪工作人員的深入訪談，探討他們在新冠疫情期間所經歷的跨國社會保護措施，由於國境的地理界定與郵輪工作的繁瑣與低薪，使「在船上」而非「國境中」的郵輪工作者在疫情期間很難得到國家政府的協助，而是得到私部門─即航務公司─的保護，但船入港或返國後，這些私部門的保護將被中斷，直到船再次啟航，這些工作者回歸勞工身份，才能透過勞動重新獲得保護。這些因為勞動與地理位置導致個體的社會保護責任在私部門與國家間轉移或中斷，與兩者提供的保護差異，使移工的跨國社會保護網不穩定且危殆(precarious)，展現出私部門與政府間合作發展跨國社會保護措施的道德責任與重要性。
(許兆愷、張芷瑄速記，鍾瑋芸整理)
🕒日期：2023年12月18日(一)下午
📖第一場次
Karen Liao老師從鉅觀和微觀層面上，探討低薪製造業的菲律賓移工如何在海外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的管道獲取跨國社會保護機制，這個機制涉及國家、市場和社交網絡的行動者。她在菲律賓、新加坡和黎巴嫩進行田野研究，聚焦於海外菲律賓移工在經歷職災或低潮時，菲國政府採取的遣返制度。她認為母國的遣返制度可被視為正式保護資源。母國政府透過遣返移工，來保護那些不想繼續合約或工作的移工，但非法移工或沒錢支付費用的移工，則無法使用這項正式保護資源，這時就由移工社群做為第二層保障，她指出，跨國社會保護的概念能幫助我們分析移工如何運用正式和非正式的資源，但也要思考正式協助跟移工自己能尋求的協助有何不同並將尋求協助的過程當作分析單位，藉此深化、拓展跨國社會保護的概念。
Nana Oishi老師比較日本、韓國、台灣等東亞國家與澳洲、加拿大和美國，發現前者在健康、國家津貼、兒童照護、公立教育機會等不同保護面向，指出前者的移民政策雖然高度管制，但對永居與非永居的外國人皆較澳洲與北美來得友善，惟其社會保護有公民優於永居、永居優於技術移民、技術移民優於非技術移民的階層化現象，所受保護最弱的則為非常態移民。她並以日本為例提出未來可深化研究的方向。
許正熙老師研究在泰工作的孟買移民，透過在新冠疫情期間兩國的邊境治理，探討泰國Mae Sot 地區孟買移民的社會網絡變化。因為缺乏政府治理，孟買移民自組網絡組織在學校形成了醫療組織，為孟買人提供健康診斷的服務，來彌補當地官方醫療資源不足的問題，另外學校的老師也扮演與泰國官員溝通的角色，第三部門則提供相關服務，這些非官方的協助甚至可幫助移民母國。他的研究強調政府之外的網絡與組織所扮演的社會支持角色，與跨國非官方保護網的重要性。
📑第二場次
Elaine Ho與丁文卿老師的研究關注在新加坡的緬甸家庭看護工，高齡化的新加坡社會中，高齡者的照顧，甚至部分醫療行為(如打針)往往落在外籍家庭看護工身上，他們有時也得照顧高齡者的其他家人，導致移工擔負過多的責任與風險。兩位老師援引跨國社會保護、照顧關係的多向交換、時間性與生命歷程探討星國緬甸家庭看護工的處境。從時間軌跡來看，出發前，移工須依靠非正式的仲介和社群網絡尋求保護；抵達新加坡後則由當地移工網絡與非政府組織提供協助；回國後，移工則透過自身技能的提升以循正規途徑來改善生活。她們發現新加坡的社會企業已提出新的老年照護想像，即在一個共同生活的環境中集中提供護理設施和情感支持，以便讓家庭看護工也得到陪伴；這樣的作法或技能也可能被回鄉的移工帶回母國。最後，她們也呼籲大家思考當雙方或多方(如目的國的老年人或移工)都需要社會保護時，誰的照顧需求先被考慮？被的權益受損？而這過程中又呈現出何種不平等的樣貌
Andy Chang老師以遷移到台灣、新加坡的印尼勞工為例，介紹了跨國勞工的處境，指出大部分移工在母國面臨社會福利制度不完善，而在移入國家又因缺乏公民身分而被拒於公共參與之外，這些移工雖發展出自身的保護機制，但因為聘雇條件的不穩定，雇主所提供的福利與社會保護也各不相同，導致這些保護機制相對脆弱而不穩定，他認為國家應該注重移工在身分上的不利地位，針對其退場機制設計相關福利措施，以發展更廣泛且公義的跨國社會保護網。
Yasmin Ortiga老師透過政府文件、媒體報導、會議記錄跟網路研討會的內容分析，以及三輪對在郵輪工作的菲律賓護理師與郵輪工作人員的深入訪談，探討他們在新冠疫情期間所經歷的跨國社會保護措施，由於國境的地理界定與郵輪工作的繁瑣與低薪，使「在船上」而非「國境中」的郵輪工作者在疫情期間很難得到國家政府的協助，而是得到私部門─即航務公司─的保護，但船入港或返國後，這些私部門的保護將被中斷，直到船再次啟航，這些工作者回歸勞工身份，才能透過勞動重新獲得保護。這些因為勞動與地理位置導致個體的社會保護責任在私部門與國家間轉移或中斷，與兩者提供的保護差異，使移工的跨國社會保護網不穩定且危殆(precarious)，展現出私部門與政府間合作發展跨國社會保護措施的道德責任與重要性。
(許兆愷、張芷瑄速記，鍾瑋芸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