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brid Transnational Social Protection in Global Asia： (Re)constructing Safety Nets across Borders研討會
🎤主題：「陳紹馨社會學講座」
研討會由Peggy Levitt的演講開場，她指出在變化日益快速多元、跨國遷移日益頻繁的國際化社會中，政府越來越難提供個體─特別是因各種原因進入遷移的個人與家庭─足夠的的社會保護。我們常以為遷移只關乎人的移動，但資本與資源也同樣是跨國遷移的主角，且比人的流動更為容易廣泛，因此個人和家庭會整合資源，順應公民身份和國家政策，提供遷移者與其家庭所需要的跨國社會保護(Transnational social protection, TSP)甚至是混成跨國社會保護(Hybrid transnational social protection, HTSP)。在這過程中，國家的參與度降低，但功能更為多元，第三部門與私部門也往往佔有重要地位，但跨國社會保護網並非對所有遷移者都一視同仁，遷移者的階級與資源往往影響其社會保護網的強韌程度，專業移民能夠巧妙運用資源，而弱勢移民則更容易被邊緣化。 因此理解誰是新社會保護體制下的贏家與輸家，便至關重要，因為這樣我們才能看到不平等如何被重分配，並採取相應措施，降低傷害。
研討會由Peggy Levitt的演講開場，她指出在變化日益快速多元、跨國遷移日益頻繁的國際化社會中，政府越來越難提供個體─特別是因各種原因進入遷移的個人與家庭─足夠的的社會保護。我們常以為遷移只關乎人的移動，但資本與資源也同樣是跨國遷移的主角，且比人的流動更為容易廣泛，因此個人和家庭會整合資源，順應公民身份和國家政策，提供遷移者與其家庭所需要的跨國社會保護(Transnational social protection, TSP)甚至是混成跨國社會保護(Hybrid transnational social protection, HTSP)。在這過程中，國家的參與度降低，但功能更為多元，第三部門與私部門也往往佔有重要地位，但跨國社會保護網並非對所有遷移者都一視同仁，遷移者的階級與資源往往影響其社會保護網的強韌程度，專業移民能夠巧妙運用資源，而弱勢移民則更容易被邊緣化。 因此理解誰是新社會保護體制下的贏家與輸家，便至關重要，因為這樣我們才能看到不平等如何被重分配，並採取相應措施，降低傷害。
📖第一場次
Karen Liao老師從鉅觀和微觀層面上，探討低薪製造業的菲律賓移工如何在海外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的管道獲取跨國社會保護機制，這個機制涉及國家、市場和社交網絡的行動者。她在菲律賓、新加坡和黎巴嫩進行田野研究，聚焦於海外菲律賓移工在經歷職災或低潮時，菲國政府採取的遣返制度。她認為母國的遣返制度可被視為正式保護資源。母國政府透過遣返移工，來保護那些不想繼續合約或工作的移工，但非法移工或沒錢支付費用的移工，則無法使用這項正式保護資源，這時就由移工社群做為第二層保障，她指出，跨國社會保護的概念能幫助我們分析移工如何運用正式和非正式的資源，但也要思考正式協助跟移工自己能尋求的協助有何不同並將尋求協助的過程當作分析單位，藉此深化、拓展跨國社會保護的概念。
Karen Liao老師從鉅觀和微觀層面上，探討低薪製造業的菲律賓移工如何在海外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的管道獲取跨國社會保護機制，這個機制涉及國家、市場和社交網絡的行動者。她在菲律賓、新加坡和黎巴嫩進行田野研究，聚焦於海外菲律賓移工在經歷職災或低潮時，菲國政府採取的遣返制度。她認為母國的遣返制度可被視為正式保護資源。母國政府透過遣返移工，來保護那些不想繼續合約或工作的移工，但非法移工或沒錢支付費用的移工，則無法使用這項正式保護資源，這時就由移工社群做為第二層保障，她指出，跨國社會保護的概念能幫助我們分析移工如何運用正式和非正式的資源，但也要思考正式協助跟移工自己能尋求的協助有何不同並將尋求協助的過程當作分析單位，藉此深化、拓展跨國社會保護的概念。
Nana Oishi老師比較日本、韓國、台灣等東亞國家與澳洲、加拿大和美國，發現前者在健康、國家津貼、兒童照護、公立教育機會等不同保護面向，指出前者的移民政策雖然高度管制，但對永居與非永居的外國人皆較澳洲與北美來得友善，惟其社會保護有公民優於永居、永居優於技術移民、技術移民優於非技術移民的階層化現象，所受保護最弱的則為非常態移民。她並以日本為例提出未來可深化研究的方向。
許正熙老師研究在泰工作的孟買移民，透過在新冠疫情期間兩國的邊境治理，探討泰國Mae Sot 地區孟買移民的社會網絡變化。因為缺乏政府治理，孟買移民自組網絡組織在學校形成了醫療組織，為孟買人提供健康診斷的服務，來彌補當地官方醫療資源不足的問題，另外學校的老師也扮演與泰國官員溝通的角色，第三部門則提供相關服務，這些非官方的協助甚至可幫助移民母國。他的研究強調政府之外的網絡與組織所扮演的社會支持角色，與跨國非官方保護網的重要性。
📑第二場次
Elaine Ho與丁文卿老師的研究關注在新加坡的緬甸家庭看護工，高齡化的新加坡社會中，高齡者的照顧，甚至部分醫療行為(如打針)往往落在外籍家庭看護工身上，他們有時也得照顧高齡者的其他家人，導致移工擔負過多的責任與風險。兩位老師援引跨國社會保護、照顧關係的多向交換、時間性與生命歷程探討星國緬甸家庭看護工的處境。從時間軌跡來看，出發前，移工須依靠非正式的仲介和社群網絡尋求保護；抵達新加坡後則由當地移工網絡與非政府組織提供協助；回國後，移工則透過自身技能的提升以循正規途徑來改善生活。她們發現新加坡的社會企業已提出新的老年照護想像，即在一個共同生活的環境中集中提供護理設施和情感支持，以便讓家庭看護工也得到陪伴；這樣的作法或技能也可能被回鄉的移工帶回母國。最後，她們也呼籲大家思考當雙方或多方(如目的國的老年人或移工)都需要社會保護時，誰的照顧需求先被考慮？被的權益受損？而這過程中又呈現出何種不平等的樣貌？
Andy Chang老師以遷移到台灣、新加坡的印尼勞工為例，介紹了跨國勞工的處境，指出大部分移工在母國面臨社會福利制度不完善，而在移入國家又因缺乏公民身分而被拒於公共參與之外，這些移工雖發展出自身的保護機制，但因為聘雇條件的不穩定，雇主所提供的福利與社會保護也各不相同，導致這些保護機制相對脆弱而不穩定，他認為國家應該注重移工在身分上的不利地位，針對其退場機制設計相關福利措施，以發展更廣泛且公義的跨國社會保護網。
Yasmin Ortiga老師透過政府文件、媒體報導、會議記錄跟網路研討會的內容分析，以及三輪對在郵輪工作的菲律賓護理師與郵輪工作人員的深入訪談，探討他們在新冠疫情期間所經歷的跨國社會保護措施，由於國境的地理界定與郵輪工作的繁瑣與低薪，使「在船上」而非「國境中」的郵輪工作者在疫情期間很難得到國家政府的協助，而是得到私部門─即航務公司─的保護，但船入港或返國後，這些私部門的保護將被中斷，直到船再次啟航，這些工作者回歸勞工身份，才能透過勞動重新獲得保護。這些因為勞動與地理位置導致個體的社會保護責任在私部門與國家間轉移或中斷，與兩者提供的保護差異，使移工的跨國社會保護網不穩定且危殆(precarious)，展現出私部門與政府間合作發展跨國社會保護措施的道德責任與重要性。
第三場次Denise Tang老師透過香港跨性者在新冠疫情期間取得泰國變性醫療服務的案例，探討跨性別者的跨國醫療保護議題。香港的變性手術較便宜，但在法律上需要更長的註冊時間，泰國對同志友善的環境，與豐富的跨性別醫療資源，讓許多香港跨性別者更傾向於用更高的花費到泰國進行手術，也因此產生跨國不對稱的法律上，如何為這些跨性者提供權利的社會保護。
語言能力是取得移民資格很重要的一步，對留學生尤是。陳克瀚老師從留學語言補習班的個案，探討商業機構提供跨國社會保護的可能性。他深入訪談學生、觀察網路論壇，並在兩間補習班進行參與式觀察，發現補習班透過提升學生作答能力打造學生的保護網，再用同儕或機經題等方式來建造非正式的成功網絡，透過確保學生能夠在考試取得更高的成績以獲得入學資格，進而提升透過學歷提升取得技術移民的機會，並提供法律與留學國生活知識的諮詢。其作法看似提供學生資源，但這些考試準備機構卻學生之間無形的隔離、劃界和分層。學生取用資源的機會高度受到學生經濟能力所影響，導致跨國社會保護變得更加不平等。
Lake Lui老師探討在加拿大的中國學生如何在高度不確定的政治與經濟脈絡下，透過留學取得對個人與家庭的跨國社會保護。加拿大的跨國教育之所以能提供保護，因為學生的家庭通常富有、透過到已然高度國際化、商品化的加拿大高等教育進修，取得該國文憑既可讓自身的人力資本獲得更廣泛勞動市場的認可，提升參與跨國勞動市場的可能性，也較可能取得跨國公民身份，讓他們享有跨國且雙重的社會保護，但這種作法不是沒有風險，取得移入國永居或公民身分，可能造成其與中國的社交網絡斷聯，影響他們與中國親友的關係，並失去使用中國社會保護的資格。
錢宜群老師以福利國家、跨國社會保護和邊界管制三個理論框架，探討在東亞國家成為高齡化社會的脈絡下跨國照護工作者的社會保護機制。她比較了台灣與韓國的案例，發現韓國的移工居留權保障較臺灣更為妥善，但韓國對移工的族裔背景有較嚴格的管制，她表示，移工政策的形成與調整是一個有機的過程，並提及發展型移民國家(developmental migration state)的概念，即移民政策成為亞洲國家用來解決政治、經濟社會問題(如人口減少)的方式。
許兆愷、張芷瑄速記，鍾瑋芸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