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後真相」（post-truth）的時代，我們每天都被各種真假難辨的資訊流淹沒。然而，真正值得追問的，或許不是哪些資訊是真、哪些是假，而是這些資訊究竟是如何被「政治化」的？在今天這場公開講座中，長年研究中國政治傳播與數位民族主義的石若劍教授，帶領聽眾從人（社會因素）、政治（國家行為者）、政治經濟（建構這些環境的企業），以及科技本身的政治性這四個相互交織的因素展開剖析，一同思考，在AI迅速發展的今日，我們能做些什麼。

石教授以一則大家熟悉的案例開場：2018 年燕子颱風重創日本關西，大批台灣旅客受困。網路上很快流傳駐大阪辦事處處理不力、把台灣人丟在機場，而中國則派巴士接送受困旅客，甚至出現「台灣人只要自稱是中國人就能搭乘」的說法，排山倒海的惡意謠言最終竟導致一名外交官走上絕路，而有關巴士的傳聞則在事後被證實為假消息。這個案例把許多糾纏在一起的問題攤了開來：刻意散布的不實資訊（disinformation）、各種原因造成的錯誤資訊（misinformation）、被當作政治武器的「真實資訊」，再加上國際行為者的介入。正如同西班牙社會學家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說，傳播永遠與權力相關，權力倚賴對傳播的控制，反權力則倚賴突破這種控制──在網路社會裡，傳播權力正是結構動能的核心。

石教授指出，讓資訊被政治化的第一個因素是「人」。他舉2010年廣東的「陰性愛滋」恐慌為例：當時，一些年輕男性出現類似愛滋感染的身體症狀，但就醫檢查結果皆為陰性。此後，他們在網路上找到其他也有相似「症狀」的人、逐漸形成一個共享經驗的社群，並深信自己罹患了「陰性愛滋」，即使官方與醫療專業人士多次澄清，仍無法說服他們。為什麼會這樣？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在性道德保守的社會，婚外或商業性接觸帶來的罪惡感與自我譴責，可能讓這些男性出現可疑的身心症狀。耐人尋味的是，這件事最後甚至演變為政治問題，人們開始指責政府、懷疑政府在掩蓋事實，這反映出當地的資訊環境早已讓民眾學會「不能相信黨說的話」，就連健康議題也不例外。

那人為什麼會分享可疑資訊、相信陰謀論呢？石教授說，這並不是因為這些人「笨」。關鍵在於，人總是在進行取捨；所謂「愚蠢」，很多時候其實是因為人們在複雜的資訊環境中，受到社會規範、價值與期待的影響而選擇「走捷徑」。更重要的是，人們分享資訊往往不是出於愚蠢或惡意，而是因為那些資訊帶來愉悅和趣味、因為它印證了自己原有的信念，或是因為想在失控的世界裡重新取得一點「能動性」，此外分享資訊也能帶來社會連結與社會資本。就如同當阿嬤轉發一則「這個能防癌」的假新聞時，她並不是在說謊、也沒有什麼陰謀，而只是想表達關心和愛，若誤解了這一點，我們就可能會用過度強硬的方式去回應。

石教授進一步指出，這其中也涉及「擬社會關係」（parasocial relationships）：人們會與名人、虛構角色，甚至規模大到不可能彼此相識的「共同體」建立起單向的關係。這正是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的洞見——宗教、民族都是靠共同的儀式與符號去想像彼此的連結；同樣的機制也適用於粉絲群體，如泰勒絲的歌迷彼此並不相識，卻能被當成共同體動員起來。這些想像性的連結，正是資訊流動、群體認同與後續政治動員得以發生的基礎。

第二個因素是政治。石教授指出，政客說謊或操弄資訊並不稀罕，但在網路化的資訊環境中，其影響力與傳播速度都遠勝以往。新冠病毒起源之爭便是一個鮮明的例子：當時川普政府力推「武漢實驗室外洩」之說，並使用「武漢病毒」、「中國病毒」這類助長反亞裔仇恨的字眼；中國官方則提出「美軍帶入」的反敘事。雙方相互競逐的政治論述，使資訊環境充滿彼此衝突的訊息，也讓大眾更難辨別可信的資訊來源。

石教授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傳播高度系統化，且毫不掩飾其宣傳性質，這與馬列主義的思想脈絡密切相關。在這套框架中，群眾被認為可能受到「虛假意識」所蒙蔽，唯有受過正確教育的黨領導才能糾正，所以「思想工作」被視為一種道德義務。因此，中共的傳播高度父權化，黨扮演父親的角色，負責教導作為「子女」的人民。在這樣的政治語境中，「真實」指的未必等於「客觀事實」，而是「馬克思主義意義下的真實」，即「揭露資本主義剝削關係」的那種真實。這也是為何新冠敘事很快被納入民族主義敘事，例如北京的美術學院曾仿照法國大革命名畫《自由領導人民》的構圖，把抗疫畫成一則民族主義故事。但石教授強調，疫情本質上是一個跨國性的公衛問題，硬把新冠說成「中國的事」，本身就會製造麻煩。

除了公開的政治宣傳，石教授也談到較為隱蔽的資訊操作，例如俗稱「五毛黨」的網路評論員、機器人帳號，以及透過大量轉發、按讚等方式放大特定訊息的操作。他也提醒，我們不該一味抹殺所有親中聲音，因為確實有人真心認為中國有正面貢獻。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資訊操作的目標已逐漸從「推銷特定敘事」轉向「普遍地把熱度炒高」——即刻意製造不信任與焦慮，促使情緒化的人做出錯誤判斷、關掉自己的認知能力。石教授指出，這種操作模式並非中國所獨有，也可見於俄羅斯的資訊戰，以及西方國家部分的政治傳播與的資訊操作之中。

這類操作對「改變特定結果」其實成效有限，但在「製造不信任」上卻很有效，而不信任會讓人在某個時刻犯錯。它也常常造成反效果：如新冠疫情初期，丹麥一家大報曾經刊出將中國國旗五星改成病毒顆粒的爭議漫畫，引來中國網民以民族主義言辭反擊；而後泰國網友又借用幾乎一模一樣的圖像來做「幽默但反中」的嘲諷，這場輿論風暴很快徹底失控，形成跨國網路上的相互攻訐與民族主義對立。這也凸顯資訊政治化的一項重要特徵：政治宣傳並非所有後果都由國家直接操控，如疫情期間的資訊攻擊並非黨直接發動，而是中國網友上網開戰，再引來各地行動者反擊；但別忘了，是共產黨把新冠框架為民族主義議題，才奠下這一切的基礎。

石教授強調，當「想像的共同體」被召喚，人們便自然開始區分「我們」與「他們」。疫情之初，中國社會對武漢的支持固然展現了高度團結，但那份團結是建立在「我們是中國人」的認同，而非「我們都是人類」的普世關懷之上。隨著民族主義情緒升高，部分群體便開始尋找「外群體」，例如將廣州的非洲人視為病毒帶原者，或是操弄反西方情緒，批評「西方連疫情都搞不定」，這樣的民族主義框架，也容易使人忽視中國自身後續政策的問題，也讓人忽略了中國自身後來的失誤，如上海封城期間暴露的困境。

第三個因素則是政治經濟。石教授用一則新聞做引子：2013至2014 年間，金正恩整肅叔父張成澤，網路盛傳張被「120 隻獵犬活活咬死」。雖然整肅一事確實屬實，但餵狗的情節其實出自一個諷刺北韓的中國帳號，卻被香港媒體當成真實新聞報導，《海峽時報》、NBC、《衛報》、USA Today 等國際媒體接著紛紛轉載。為什麼假訊息穿過新聞機制被廣泛傳播？石教授提出兩個原因：第一，北韓如此封閉、看來如此「邪惡」，任何荒誕情節都顯得可信。第二，現代新聞產業本身正面臨結構性危機，包括新聞採編體系受到裁員、為了節省成本而不再派記者到現場報導、媒體之間也愈來愈依賴彼此轉載。石教授認為，造謠者正是利用這一點，植入往往大幅不實、卻帶著一點真實元素的故事（如烏克蘭的「生物實驗室」），一旦消息被《紐約時報》之類的媒體採用，造謠者就能反過來宣稱「紐時都這麼說了」，藉此讓其餘內容也顯得更可信。

石教授強調，這正是「掏空優質新聞業」如此危險的原因。若把上述問題放進「數位資本主義」的框架中理解，我們會發現那是一種資本主義邏輯的延伸，而這對人類的溝通方式已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援引哈伯瑪斯（Habermas）關於「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概念，說明國家與市場體系如何逐漸侵入日常生活：在家庭、朋友、師生等日常互動中，我們把彼此當作「人」、而非達成某種目的的工具；但在國家與市場的運作邏輯中，我們經常被當成達成目的的手段，畢竟國家的目的是追求權力的極大化、市場的目的則是極大化利潤。如今資本主義更擴張進數位領域，透過「平台化」擴張至網路空間，而目前這套模式主要由矽谷企業主導，儘管日、韓、中的平台也在增加之中。

石教授直言，社群媒體是「一種被大幅強化、用來剝削人類認知弱點的武器」。這呼應了Cory Doctorow提出的「垃圾化」（enshittification）的概念：數位平台必然會逐步劣化，因為平台不僅能輕易改變價值分配，又坐落在買賣雙方之間的「雙邊市場」位置，透過掌握雙方之間的依賴關係，攫取越來越大的價值差──亞馬遜如此，臉書、X、Instagram 亦然，目的都是替股東創造最大的利潤，如馬斯克把 Twitter／X 的認證標章拿來販售就是一例。

第四個因素是科技。石教授以台灣開放印度移工的爭議為例，指出這個事件反映出兩個問題：一，2023年盛傳政府即將「開放十萬印度移工來台」的原始消息根本不實；二，就算是真的，那種排外、攻擊性的種族主義怒火本身更令人不安。石教授認為，這些問題與數位系統本身的設計有關，如PTT的「噓文」機制容易促成一種人氣競賽，而非對訊息真實性或公共價值的追求，在這類環境中，最容易獲得注意的往往是最具爭議的內容。小規模環境如各種LINE、WhatsApp群組同樣有問題：即使群組成員彼此熟識，然一旦所有成員都是種族主義者，種族主義的討論就會持續、無人把關。

石教授強調，科技本身就是政治的。紐約長島的低矮天橋就是一個經典案例：建築師故意把橋蓋得太低，讓巴士無法通過，藉此把窮人、黑人與西語裔族群擋在長島之外──換言之，種族主義直接被砌進了基礎設施。石教授指出，科技在很多意義上是社會的一面鏡子，映照出我們的各種偏見。他再以中國B站的「彈幕」為例，橫向飄過影片的留言雖非同步，卻營造出一種社群感與從眾壓力，促使網友說出那個情境裡「預期該說的下一句」，進而匯聚成一片符合期待的留言洪流。石教授認為，這種現象並不限於單一平台，而是普遍存在於各種社群與數位媒體，當人們渴望歸屬於某個群體的時候，便會發表自認能達成此目的的言論，形成一種從眾效應；而若那份從眾是由仇恨或假訊息所生成，被複製放大的就是仇恨與假訊息，他形容這是一種「病毒式村莊」（viral village）。石教授也重新解讀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概念：其並非意味著全世界因科技連結而變得更加和諧，而是提醒我們，當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被大幅縮短，衝突、情緒與敵意也可能以更快速度擴散。正如麥克魯漢早在1977年就指出的，村莊中的人並不必然更加相愛；距離更近，也可能意味著更加尖銳的摩擦。

石教授接著將焦點轉向 AI。他認為，生成式 AI正被科技業者包裝成下一波改變世界的創新。而談到AI和假訊息，多數人會擔心兩件新事：其一是深偽技術（deepfake），足以亂真的假影音可能讓人誤判、犯錯；其二則是假訊息的大規模生產能力，畢竟如今做假極其容易，與其把同一句話散布十萬次，不如散布十萬個彼此微調、看起來都像個別發言的版本，更難辨識。當然，AI也被運用來反制 AI，因此某種程度上形成了一場「軍備競賽」。但石教授更在意的，是 AI 對社會的影響與 AI 裡的偏見，他認為，這正是讓深偽得以成立的整體背景。

石教授反對用「幻覺（hallucination）」來稱呼 AI 所犯的錯誤。他解釋，「幻覺」意味著本有一套對現實的感知、只是大腦誤讀了訊號，但事實上，AI 根本不在乎現實，它只是不停在計算「這些詞接在一起的機率」；同樣的，他也不愛用「胡說八道」來形容AI的輸出，因為AI並沒有「心智」。因此，石教授更傾向使用對待機器的語言，將之稱為「AI 污水」或「AI 淤泥」：這些從機器源源不絕產出的內容，會逐漸沉積到傳播渠道底部，一點一點堆積，直到把渠道堵死。他主張把 AI 視為社會的一面鏡子，因為AI只是反映我們餵給它的資料，這也正是它為何會再製帶有種族與性別偏見的資訊。

在演講最後，石教授分享了他去年在台灣訪談多位研究假訊息與數位素養工作者的觀察。他指出，最核心問題其實是「極化」：當人們因過度對立而無法再對話，我們將需要花力氣重建信任，而那將會是一項需要數年甚至數十年的社會工程。它仰賴的是面對面的交流、傾聽彼此、認真對待不同立場的人，而不是將所有表達親中觀點的人都簡化為「中共同路人」。一位研究夥伴稱此為「全社會途徑」（whole-of-society approach）——其包含串連公民社會、一般大眾、記者、政治人物與行政官員，一點一滴地處理各種問題，包括事實查核。而事實查核雖然重要，但它只是其中一環，我們更需要做的是改變彼此互動的方式，不再把彼此當成敵對的兩極，看見世代差異、用幽默化解憤怒與焦慮。

石教授認為，數位素養很重要，因為沒有人可能逐則查核每一條資訊；培養判斷能力也與事實查核並不互斥。他強調，我們最終仍要回到「把彼此當人」、面對面相處，才能把被殖民的生活世界一點點地奪回來，而透明、誠實、正直與真實的人際連結才是關鍵。數位手段並非不重要，但其總是伴隨數位資本主義的代價，也伴隨「AI 只是鏡子」這個根本限制。

最後，石教授將討論拉回問責機制（accountability）。他主張我們不只要追究散布者，更要追究打造這些環境的人，尤其是那些科技億萬富翁。一些法律學者已經開始重新思考「危害人類罪」或「跨國犯罪」是否適用於他們。正如一位法律學者所言，當「失靈的科技」與「失靈的治理」相互結合，並對公共利益造成難以挽回的傷害時，如何建立新的問責機制，將是數位時代不可迴避的重要課題。

Peter Tkach速記，鄭欣娓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