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期兩天的Transnational Families and the Second Generation in Asia國際研討會已於7月20日順利結束，這次研討會計有近百位來自台灣、日本、南韓、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歐洲、美國與澳洲等不同時區國度的夥伴，透過實體或線上參與。

會中發表之論文揭示鉅觀的地緣政治、族群關係與社會脈絡如何影響親職實作的時間、空間、物質與情感框架，並透過社會福利政策、語言使用與政治實踐，形塑新移民與其子女在亞洲社會的身分認同。發表者也分析新移民與其子女如何在這些社會限制與機會中隱藏、彰顯或協商其身分認同，以此取得資源，並建構自身的公民身分。會上除了熱烈的學術交流與討論外，更邀請臺灣新二代倡議者與這些學者對話，期待這些交流能破除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間的隱形藩籬，更深層次的連結理論與實務。

7月19日上午的論文場次揭示了鉅觀的地緣政治、族群關係、政策與社會脈絡對新二代身分認同的影響。Ogaya教授探討跟著母親回到母國菲律賓與留在日本的菲日混血青少年迥異又相似的身分認同發展模式。她指出，不同的社會脈絡與社群支持，影響到菲日混血兒的身份認同。藍教授研究台灣的地緣政治與社會脈絡下，新二代小孩如何與外在社群加諸的族裔身分標籤協商，並以此形塑或「操作」身份認同。

Minjeong Kim 與 Ilju Kim 兩位教授則把討論焦點轉到南韓的新二代對新二代優待政策的觀感。南韓政府推出了許多移民優待政策，提供婚姻移民的家庭一些教育與經濟上的福利，期望可以提升國家生育率，並增加社會多元性及培養跨國文化背景（雙語）的人力資本。兩位教授發現這些政策或許帶給新二代物質上的優惠，但也提醒他們不符合主流社會「純種韓國人」的族裔認同。

下午的場次則探索家庭與社群的情感互動及語言資本，如何形塑青少年新移民的身分認同與協商。陳玉華教授的研究，探討父母為中國人，但因各種原因擁有香港身分的青少年如何在內地與香港關係日益緊張的情況下，透過語言(粵語或普通話)與口音，與同儕互動，進一步建構、協商個人身分認同，甚至抵抗汙名化的內地新移民身份。

徐渭芝教授則探討東南亞青少年新移民在香港anti-ELAB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參與這些社會運動的經驗，如何形塑他們的香港身份認同。徐教授指出，儘管東南亞新移民不完整的公民權(較香港人遭受更多的限制)使其自覺缺乏參與社會運動的正當性，但部分新移民卻透過參與社會運動理解香港的政治系統，也因為「政治參與」的感覺增進其對香港的認同，而他們的參與也有助於香港社會對於南亞與東南亞新移民的接納，這對於他們的身份協商有正面的影響。

金賢美教授則探究韓越跨國婚姻的孩子在父母離婚後，隨著母親回到越南的身分認同。南韓較佳的經濟使這些小孩期待成為韓國人，有更好的工作，他們在越南家人的協助下，學習韓語、申請簽證身分，這些旨在讓韓越混血兒「返回」韓國的協助，雖成為他們與越南家族網絡的基礎，卻也造成親情的緊張關係。緊接而來的圓桌會議則偏重作為研究主體的新二代與學者之間的對話，交流了東亞社會中的新二代如何集結社群，為自己發聲的經驗。

7月20日的主題著重在亞際家庭的親職實作，早上的論文場次探討跨越實體國境的家庭中，親子如何互動及維繫感情。沈秀華教授研究台商所組成的跨國家庭中，偶爾出現的父親與長時存在的母親如何做父母，並建構孩子的家庭價值觀。這類家庭往往強化了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的性別角色分工及對高強度母職的要求，並透過家庭角色分工影響孩子的性別意識，甚至扭曲家庭情感。

趙端宜與Ruby YS Lai教授研究港中跨境家庭，這些小家庭有部分成員不具香港人身分，導致家長須在香港與內地輪流居住，或讓孩子長時間通勤至香港讀書，而疫情導致的檢疫政策更打亂了這些需要頻繁往返香港與中國兩地的跨境家庭生活節奏，她們的研究展現了跨國家庭如何在微觀、中層與巨觀的時空框架下運作，又如何受到不同尺度的空間與時間性限制，而有不同的可/不可流動性。

Jeehun Kim教授研究美韓與新韓跨國婚姻中韓國母親的母職實作如何受制於文化脈絡，又如何形塑子女的韓國身分認同。韓國母親被期待、也往往會進行密集母職，這樣的母職實作在新加坡是被接受的，但在美國脈絡下，這樣的教養方式卻被認為很「亞洲」或是很「韓國」，不符合西方主流社會的親職實作，導致這些韓國母親調整自己的母職實作，以順應主流，而「亞洲」或「不亞洲」的教養方式，也間接影響孩子的身分認同。

最後一場論文場次「Parenting in Cross-cultural Families」則聚焦在跨文化家庭中的母職實作對母親自身的影響。夏曉鵑教授探究台灣的新移民母親如何從參與政治倡議與教養中重新取得對自身文化的認同。她運用生命史敘事的訪問策略，理解透過社會運動為子女爭取權利的新移民母親如何在跨越親職教養的障礙時，重新定義教養目的與自身價值，並被賦權(empower)而有更強的自尊心，更認同自身的文化。

黃宗儀教授探究台籍婚姻移民如何在韓國要求密集母職的社會脈絡下作媽媽，以及性別、階級、國族對她們實踐母職的影響。韓國人期待母親能傳承韓國文化與身分認同，中文所隱含的種族位階低於韓文與英文，較易使孩子被其他韓國人誤會為中國人，而背負負面觀感，因此部分臺灣媽媽會避免會被禁止教導孩子中文，儘管臺灣與韓國在文化與經濟實力上相對相近，但這些臺灣女性在實踐母職和賦權自身的過程，卻可能與「上嫁」到東亞的東南亞婚姻移民差異不大。

Joycelyn Celero教授比較1970到2000年之間成就的菲日跨國婚姻，指出不同世代的菲日跨國婚姻受社會脈絡的影響，而有不同的想像、形式、親職實作與理想。較老一輩的跨國婚姻家庭中，傾向讓菲律賓媽媽學習日文、融入日本文化以幫助小孩融入日本，在日本發展，而年輕的跨國婚姻家庭則偏向讓小孩學習英文，讓孩子成為「世界公民」而非僅求在日本發展。Celero教授的研究提供了跨國家庭相關研究的新方向，即透過比較，探究不同世代間的跨國家庭與親職實作變與不變之處。

許兆愷速記，鍾瑋芸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