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Welfare State: East Asia in Global Conversation

今年度亞比中心邀請多倫多大學黃一莊(Joseph Wong)教授來台，開設迷你課程「福利國家：全球對話中的東亞」，比較東亞地區福利政策的演變與政經發展，並探究其與西方經驗及理論的異同，促進跨地域與文化的全球對話。課程共分為4個主題，分別為The Developmental State and Social Policy、Democracy and Welfare、Challenges to the Welfare State與Reaching the Hard to Reach。

迷你課程從戰後國家經濟與社會政策發展的探討與比較開始。各國社會性支出佔GDP比例的長期變化顯示全球社會政策的穩定擴張。黃教授認為，這種擴張源於社會福利在經濟重分配中的核心功能，尤其在戰後工業化資本主義國家中，用以解決不平等和相對剝奪感。

Gøsta Esping-Andersen依西方經驗將福利國家分為三種：自由主義型、保守主義型和社會民主型。但東亞國家如台灣、日本和韓國卻無法納入這些分類。東亞國家經濟發展模式屬於「發展型國家」，透過土地改革、進口替代政策等促進經濟成長，同時推動以「社會保險」為基礎的福利政策，Ian Holliday稱之為「生產型福利國家」。對於Holliday的觀點，黃教授認為需考量政治菁英的「政治邏輯」。在民主國家如日本，自民黨的社會政策旨在擴大選民支持；而台灣與韓國的威權政權則以社會政策換取統治正當性。因為這些政治邏輯，使社會福利政策在講究經濟發展與效率的東亞經濟體中有了發展的機會。

延續第一天對於東亞福利國家分類的討論，第二堂課聚焦於民主化進程對東亞社會政策擴展的影響，重點分析日本、韓國和台灣的案例。指出東亞福利國家獨特的發展軌跡挑戰了傳統討論福利國家形成的權力資源理論（Power Resources Theory）。該理論認為，福利國家的發展依賴於工會的動員及左翼社會民主政黨的存在，強大的左派政黨是促進普惠型社會政策的關鍵，但東亞左翼政黨的長期缺席卻並未阻礙福利國家的擴張，反倒是由右翼的保守執政黨成為擴大社會政策的主導者。黃教授認為是競爭性選舉、專家倡議者、平等的經濟增長、跨階級聯盟的建立及機遇之窗所致。

隨著密集課程進入中後段，課堂討論的焦點也從上個世紀東亞福利國家的萌芽與擴張，進展到了21世紀以降的福利國家發展。在世紀交替之際，東亞民主體制與福利國家的同步擴張，與全球趨勢形成鮮明對比：當時許多傳統福利國家體制正面臨挑戰，東亞的民主國家卻似乎即將迎來福利國家的「黃金時代」，整體的社會福利體制從有限且具階層化的保護轉變為更具包容性的框架。然而，對東亞福利國家迎來黃金時代的熱烈期待，其實也面臨著全球化與後工業時代的冷酷挑戰，使得最後東亞福利國家似乎也走上了和傳統福利國家相似的命運。黃教授指出，東亞福利國家之所以停止擴張，背後與經濟全球化、國家能力下降、勞動市場二元化與人口結構的轉變密切相關。黃教授也特別提醒「財富不平等」正成為東亞一個日益迫切的問題，因為過往這些福利國家的核心奠基於「公平增長」之上，而如今除了數據上的貧富收入差距早已不可同日而語之外，來房地產及離岸投資等來源的大量灰色收入也迅速增加。這種財富不平等恐怕會加劇政治上的不滿情緒。黃教授接著與同學們熱絡討論東亞民粹主義興起對福利政策發展的影響。

有別於前幾天課程的主題聚焦於福利國家發展的歷史經驗，黃教授選擇在最後一堂課程帶領同學探究福利國家未來可能面臨的挑戰，及學術是否可能為真實世界服務，提供解決方案。

他透過幾個真實案例展示，即便政府有意提供涵蓋大多數公民的普惠性社會政策，但倘若無法追蹤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在哪裡的話，仍會使部分人被排除在外。那麼國家又要怎麼為那些「接觸不到的人」（Hard to Reach）提供有效的社會保障，不讓他們落入社會安全網的縫隙中呢？ 這樣的需求和聯合國的國際發展目標有所呼應，當今國際的發展目標已經從千禧年發展目標（MDGs）的「消滅極端貧窮和飢餓」轉變為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消除各地一切形式的貧窮」。黃教授利用他在多倫多大學所推動的「The Reach Project」計畫及肯亞紅樹林藍碳交易向我們說明，學術社群可以如何與私部門或第三部門合作，協助因經濟條件或是地理條件而難以接觸的弱勢群體，並試著將在地成功的經驗轉化為跨域可行的解決方案。

回顧為期一週的課程，黃教授不僅提供了分析東亞福利國家理論框架，展現政治與經濟發展、社會福利之間錯縱複雜的關係，也激勵同學思考當前福利國家面臨的挑戰，嘗試將學術研究的發現化為具體可行的解決方案，應用於真實世界，弭平不平等。參與的同學都收穫良多，也拓展了探索東亞政治經濟與社會關係的學術視野。

(陳冠傑速記，鍾瑋芸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