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政治傳播與媒體研究
亞比中心今年度邀請荷蘭萊頓大學亞洲中心主任石若劍教授（Florian Alexander Schneider）來台，開設密集課程「東亞政治傳播與媒體研究」（Studying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in East Asia），帶領學生認識研究東亞社會政治傳播與媒體的理論架構及研究方法。這堂密集課程分成四個單元，第一堂課聚焦「政治語言」，石教授首先概述媒體研究與傳播研究的核心議題，接著透過實例操作，介紹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與框架分析（framing analysis）的研究方法。
2026/5/12 課程速記｜政治傳播導論：從溝通模型、框架到論述分析實作
為什麼要研究政治傳播？政治的三個面向
課程一開始，石教授首先以「政治的三個P」──politics（過程，指協商、辯論與角力）、polity（制度，指國會、政府部門乃至建築物）、policy（產出，指規範與政策）──切入探討研究政治傳播的重要性，他指出這三個「P」雖然深深鑲嵌於傳播過程中，卻經常為政治學者忽略。事實上，政治傳播幾乎無所不在，舉例而言，恐怖攻擊之目的在於傳遞恐懼的訊息；領導者的各種「姿態」本身就是政治（如德國總理為二戰下跪、川普與習近平如何握手等等）；示威（如太陽花運動）與象徵性影像（如歐巴馬政府觀看突襲行動的指揮室照片）也都在傳達某種立場與態度。石教授也介紹了「權力／反權力」（power vs counterpower）的分析框架，但他提醒大家使用時必須謹慎，例如將中共政治簡化為「國家vs人民」的二元對立框架並不準確，因為兩者之間實際上存在著大量的合作與協商。
傳播的基本模型：訊息、媒介與意義
石教授緊接著介紹，傳統的傳播模型是「生產者／發送者 → 訊息 → 接收者／受眾」，這個模型常被批評過於僵化，且把訊息看得太過單一，不過他認為其仍然有用，因為我們可以針對其中任何一個組成部分進行檢視，也可以分析「生產」與「接收／解碼」這些過程本身。他認為，這個模型中真正被忽略的關鍵要素其實是「媒介」──亦即承載、傳輸或儲存訊息與資料的通道與容器，畢竟同一則訊息透過電視、報紙、ChatGPT 或漫畫等不同媒介來呈現，產生出來的意義可能都不一樣。
「框架」與「促發」：引導我們怎麼想
石教授隨後談到「議程設定」（agenda setting）、「框架」（framing）與「促發」（priming）等幾個概念：「議程設定」（agenda setting）告訴你「該想什麼」；「框架」（framing）則是透過引入特定概念與連結，建構出一套參照結構，進而引導我們「如何理解」一件事。石教授強調，人們幾乎不可能不進行框架──我們在說話的同時其實就一直在框架──而真正有問題的則是那種「操弄性的框架」，例如「移民」可以被框架為一種「機會」（尤其在少子化、低出生率的社會），也可以被框架為「害蟲、髒亂、威脅」，後者以令人不適的方式引導大眾認知，進而推向特定的政策結論，這類右翼反動式的框架在東亞、歐洲與美國皆隨處可見。教授也順帶提到「促發」（priming），這是政治心理學中另一項極具威力的工具。
論述、權力與建構：誰能正當地發言
接下來，石教授以「森林裡倒下的樹是否發出聲音」這個實驗，把討論帶回「資料」（data）與「資訊」（information）、以及「訊號」（signal）與「符號」（sign）的區分──這正是符號學（semiotics）的核心：聲音本身可以是一種訊號，但唯有當有人賦予它意義的時候，才成為承載意義的「符號」。這也就引出了激進建構論（radical constructivism）與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之間的辯論：物理世界獨立於人而存在，並且持續運作（例如一個飛盤確實會飛），唯有透過人類賦予意義後，才具有「政治意涵」，因為只有人類會從事政治活動。石教授也特別點出，其實建構主義原本是左翼的重要理論工具（如 Latour 批評科學並非全然客觀、資源與權力會影響知識生產，目的是讓科學與社會更公平、更開放），如今卻被另類右翼挪用，成為一種「支配的藍圖」。Latour 後來也曾澄清批評科學從不等於否定科學，我們可以辯論的，從來都是「飛盤為何會飛」的物理機制，而非「飛盤會不會飛」這一事實。
石教授進一步指出，「論述」也涉及了「制度化」過程：一項透過語言、思想、社會實踐確立的「真理」，究竟是在何時、透過什麼機制，逐漸結晶為具有持久影響力的制度？此外教授也強調，「常識」其實是一種政治行為──所謂常識並非自動為真，而是被集體建構出來的；「常識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這本身就值得政治學者關注。也正因如此，女性主義與批判種族理論都大量運用論述分析，以揭露支配性權力如何透過語言、知識與制度運作，如醫療權威、早期電腦工作與婦科醫學的性別化歷史即是其中一些例子。總結而言，做論述分析，就是在追問「誰有權力對某議題發言、這些陳述又做了什麼」，以及「誰能正當地談論這個主題」。
如何進行論述分析：兩則實作案例
本日課程的後半段進入實作部分，石教授透過以下兩則案例，帶領同學們練習論述分析：
實作案例一：美國與中國如何談論網際網路（2010）
石教授比較2010 年美國與中國對於「網路政治意義」的兩份聲明，他使用 WordSmith 軟體建立了關鍵詞 「government」 的語詞索引（concordance），分析圍繞該詞的用語搭配。他留意到，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在演說中大多使用複數形式的「政府」（governments），且其經常提到「外國政府」與「威權政府」等詞語，並以 自稱「our government／our own government」的方式來區分內外，至於中方的版本則呈現出明顯對比；在語言特徵與修辭分析上，希拉蕊的演說呈現出鮮明的「我們／他們」敘事架構，以及層遞式列舉的修辭技巧，將「暴力極端分子」、「犯罪集團」、「性侵犯」和「威權政府」並列於同一類型。石教授認為，此舉在修辭藝術上相當高明，卻也極具操弄性，希拉蕊的演說透過「and」、「but」 等連接詞，巧妙地製造出並不必然成立的等同與對比，而辨識這類透過語言建構聯想、對比與價值判斷的修辭策略，正是論述分析的首要之務。
實作案例二：疫情中的「亞洲 vs 西方」論述
石教授使用的第二個案例是一篇關於 COVID疫情 的新聞報導，報導主張「東亞戰勝了疫情」，並把原因歸於儒家、佛教、道家等「古老哲學」，與「西方／大政府」對立；文中對亞洲使用「快速、即時、自願」等詞彙，對西方則使用帶有恐慌色彩（如 hysterical）的字眼，而且未提及任何一個亞洲的失敗案例。石教授批評，「亞洲 vs 西方」是虛假且危險的二分──亞洲各國面對疫情的反應其實截然不同，難以一概而論；「西方」一詞同樣含糊不清，除了歐洲並不等於美國之外，日本、台灣該歸屬於何陣營也難以定論。這類東方主義式的敘事與殖民、帝國主義相連，歷史上曾被濫用來正當化暴力，疫情期間歐洲爆發的反亞裔仇恨即是其惡果。此外，此論述亦讓討論失焦──事實上，亞洲部分地區防疫成效良好並非因為儒家哲學，而是因為 SARS 的經驗、制度建設、政治信任與良好的領導能力，但這些關鍵因素卻在該文中完全缺席。
課後反思｜論述分析問的是「如何」與「為何」，而非僅止於「說了什麼」
石教授總結道，初學者常見的起手式，是先摘述「文本說了什麼」。這是必要的一步，卻不是論述分析的終點。論述分析要更進一步追問：他們「怎麼說」、甚至「為什麼這麼說」，以及這背後「隱含了什麼樣的政治」。辨識被動語態、二元對立、語意範疇、修辭升級與框架，正是看穿論述如何運作、進而提出批判的途徑。也因為每一個步驟都牽涉研究者的選擇，沒有兩份論述分析會完全相同；維持學術嚴謹的最好方式，就是透明地說明自己為什麼這樣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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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比中心今年度邀請荷蘭萊頓大學亞洲中心主任石若劍教授（Florian Alexander Schneider）來台，開設密集課程「東亞政治傳播與媒體研究」（Studying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in East Asia），帶領學生認識研究東亞社會政治傳播與媒體的理論架構及研究方法。這堂密集課程分成四個單元，我們在第一堂課上討論了「政治語言」，今天的第二堂課則將主題轉向視覺傳播。
2026/5/14 政治影像如何運作？視覺傳播、記號學與報刊封面的鑑識式解讀
石教授首先指出，許多做論述分析、框架分析的人並不重視視覺或多模態溝通，而研究視覺影像的人又多半出身文學研究，於是用分析莎士比亞的工具去分析《教父》，把電影當成「文本」來讀。本堂課的目標就是補上這個空缺：在這堂課裡，我們將先以符號學（semiotics）與感知理論為背景，再透過「鑑識式方法」（forensic method）逐步操作，最後實際分析報紙與雜誌的封面。教授強調，理論與方法必須彼此對話，只做其中一個，就會錯過另外一個；此外在高度媒介化（hypermediated）的社會，我們要訓練自己「看得更好」，帶著批判的敏感度、以經驗為本，去辨識政治影像的組成與運作方式，而不是走馬看花。
鑑識式方法：描述、解釋、詮釋
石教授提出一套「鑑識式方法」，刻意把看圖拆成三個分開的步驟：先描述（describe）、再解釋（explain）、最後詮釋（interpret）。這在日常生活中當然不自然，但很有用：如果一看到影像就直接跳到「這代表什麼」，我們往往會錯過那些把我們導向結論的小元素，也會看不見影像的製作者是如何引導我們得出那些結論的。
教授提醒大家，視覺同樣可以「框架」我們的感知。舉例來說，德國第一位綠黨籍外交部長年輕時曾是反核運動者，右翼小報就曾經以一張抗議現場的照片，把他框架成攻擊警察的暴民，但事實上，只要把畫面拉遠，我們就會看到他手裡握的不是棍棒，而是隔開示威者與警察的繩索──也就是說，他其實完全依規定在安全範圍內抗議，但報紙卻靠著挑選其中特定一格畫面來改變整件事的意義。教授也以倫敦交通局提醒駕駛注意自行車的宣導短片為例，說明唯有逐格（frame-by-frame）細看，才能看出平常看電視時看不見的操作。
符號學：意義如何產生
石教授接著介紹「符號學」──即「符號的科學」，主要研究事物如何變得有意義、以及承載意義的「載體」是什麼；其被應用於電腦科學，也被應用於生物學（研究螞蟻或蜜蜂如何溝通），因為不只是人類在傳遞意義。
教授說明，符號學的核心是「符號三角」，即事物（object，如實際的蘋果）、符號（sign，我向你展示的蘋果圖片）、以及解釋項（interpretant，你在腦中與之連結的意義），三者結合，意義才得以生成；我們也可以拉近或拉遠三角的各個角，藉此得到不同種類的符號。這也就對應到皮爾斯（Peirce）提出的三種符號類型：
其一是圖像符號（icon）：它與所指涉的對象高度相似，例如一張逼真的蘋果照片。
其二是象徵符號（symbol）：它與物件並不相似，全憑約定俗成的關係，例如中國的國旗，因為旗子本身沒有任何地方「看起來像中國」。事實上，所有語言其實都是象徵符號——沒有任何一個詞真的「聽起來像」它所指的東西，即使是狀聲詞如「kaboom」也只是模擬，並非真的一樣。
其三是索引符號（index）：它透過某種實存或因果的關聯指向物件，例如煙指向火、彈孔指向槍擊、發燒指向身體出了狀況——這也是記號學與自然科學（如醫學）重疊之處。
石教授特別強調，這三種符號都需要學習與文化脈絡。比如從沒見過火與煙的人，未必能把煙連結到火；不知道「發燒」意味著什麼的人，也無從由體溫聯想到生病；即使是看似最「自然」的照片亦然，例如一個小小孩用 iPad 跟外婆視訊時不小心把 iPad 摔到地上，就急著喊「外婆你還好嗎？」因為他還沒學會螢幕上的影像跟外婆本人之間的區別。
文化的影響在「內涵」的層次上最為明顯，所以符號學會在第一個三角之上再疊一個三角：第一個三角澄清「這是什麼」（明示意義／denotation），第二個三角澄清「它意味著什麼」（隱含意義／connotation）。比如同樣一顆蘋果，基督徒可能連結到亞當夏娃、誘惑與原罪、對不熟悉聖經故事的人則毫無此義；我也可以拿出一台 iPad 說「Apple」，它和水果毫無關係，但凡知道這家公司的人都懂。
不過石教授也提醒，感知本身有很強的生物性，未必是文化造成的，比如視網膜上的盲點（你的大腦會自動「填補」那個沒有感光細胞的黑洞，所以你不會看到視野裡有個大黑洞）、停車場的黃光會讓紅色的車在夜裡看起來不是紅色，於是人們常找不到自己的車，或是著名的那件「藍黑或白金」的洋裝——半數人看到藍黑、半數看到白金，純粹因為每個人的眼睛在成長過程中被「校準」成預期不同的光照模型。教授藉此帶出「conceit（默許的虛構）」與「deceit（帶有惡意的欺騙）」之分：我們明知油畫、電影不是真的，卻心甘情願地觀賞，這是默許的虛構；而前述把外長照片重新框架成暴力分子，則是帶有惡意的欺騙。
重新編碼作為一種抵抗
石教授提到，既然意義來自編碼，我們也可以「換一套符碼」去刻意重新詮釋，藉此凸顯原本那套符碼的人為性。他以一位同事所做的實驗為例：把 2009 年 10 月 1 日中國建國六十週年、天安門廣場的大型閱兵與升旗（到處是胡錦濤的海報、帶著特定民族主義訊息的編碼），刻意當成一場同志驕傲遊行來「誤讀」，整件事就變成「胡錦濤在同志遊行中出櫃」的故事──這當然不是原意，卻意外地貼合、而且非常好笑，正好把那套編碼的人工性攤在陽光下。
電影《阿凡達》是另一個更深刻的案例。它在中國大紅，而且出乎意料地成了一部「政治電影」：當時許多中國民眾的房屋遭到強制拆遷、胡同與老上海被夷平改建商場與高樓，《阿凡達》在他們眼中於是變成「城管來抄我們家」的故事，看這部片、談這部片，本身就成了對抗國家與黨的一種方式。
教授也進一步帶出了「多模態」的概念：同一個訊息可以同時透過文字、話語、手勢（甚至氣味）層層疊加，我們在分析一部影片時，都可以去觀察這些不同模態如何共同生成意義。
中國的三種報紙：同一集團，不同政治角色
本日課程的後半段進入實作部分，石教授先以 2009 年中國建國六十週年、來自中國三份不同報紙的頭版切入，說明它們在中國媒體中扮演的不同角色。中國的報紙可以分為三種：第一種是「日報」（如《人民日報》及各省的省級日報），這是共產黨的宣傳報，其報導幾乎總是遵循「領導人很忙、中國一切都好、外國一團糟」的公式，這類報紙幾乎沒人購買，而是靠著大量補貼印製發給各大國家機關與黨幹部閱讀；第二種是真正賺錢的「都市報／早報」，其色彩鮮明、標題醒目，人們會在通勤時於書報攤購買，視覺風格因此和靜態傳統的日報截然不同；第三種是「週末／週報」，記者有一整週時間做長篇深度調查報導，較具知識性。教授舉例，過去的《南方週末》正是中國調查報導的代表，其在「國家媒體企業」內部對主流敘事提出反駁——而這正提醒我們不要把中國媒體當成鐵板一塊的宣傳機器。
案例一：《南方週末》2009 國慶封面裡「藏起來」的人權訴求
以鑑識式方法細讀《南方週末》2009 年新中國六十週年特刊的封面，會發現許多刻意的線索：首先，畫面中的人並不是朝著光亮往上攀爬，而是正在垂降（abseiling）、朝著洞穴、背離光亮而去；封面上的字體被處理得汙濁、破碎、鏽蝕；中國西部一片昏暗、彷彿被「關掉」，暗指國家發展集中在上海；畫面裡的雲層昏暗，「六」字還在中央形成一道屏障⋯⋯這些訊號合起來，暗示的其實是「中國正在走下坡」。
本篇報導的標題是〈讓每一個中國人也站起來〉，其刻意強調「每一個人」，與毛澤東的那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做出明顯區隔；報導前半是冗長的民族主義語言，但在中段話鋒一轉，開始談中國還缺少人權──換言之，一份國家機關的報紙，用模稜兩可的影像和語言悄悄地傳達人權訴求，而且通過了審查。為什麼能通過？因為審查者要嘛沒注意到、要嘛注意到了卻面臨兩難，畢竟抽掉它，反而會讓大家知道「有東西被審掉了」、進而想追問是什麼，於是不如放行，再加上眾多審查者中亦不乏抱持自由派思想、私下並不認同現況者，如此一來便有了一個「合理推諉」的空間，一個耐人尋味的故事於焉成型。
案例二：封面的描述—解釋—詮釋（Time／德國／上海）
石教授接著帶領大家練習解讀雜誌封面。第一張是《時代》（Time）雜誌關於福島核災的封面，教授藉此示範「描述」與「詮釋」的差別：當同學說這是「一名哭泣的女性」時，「哭泣」其實已經越過描述、進入詮釋——我們無法確定她是在哭，還是在擦汗（她戴著手套、拿著像毛巾的東西在臉部擦拭）。較中性的描述會是：側面、近景，只見頭部；一名看起來中年、東亞面孔、身著綠色（工作）上衣的女性，正以毛巾／面紙擦拭眼周。到了「解釋」這一步，可注意她像在勞動、像在清理；而「為什麼安排一名女性」亦很關鍵，因其連結到「打掃、整理家園」的性別聯想。封面上方還有白色文字「Japan’s meltdown：earthquake．tsunami．nuclear disaster．resilient」以及刊名。
第二張是德國《明鏡周刊》（Der Spiegel）關於新冠疫情的封面：畫面中是一個走在街上、戴著耳機／拿著 iPhone 的人，但他戴著口罩，畫面透露著一股不對勁的詭譎與不祥——其把疫情塑造成「跟 iPhone 一起來自中國的東西」，石教授認為這帶有相當的種族主義意味，也顯示這種視覺如何能左右對防疫的政策態度。
第三張是上海的《新明週刊》。標題的中文是「向疫情發起總攻」，圖中的兩棟建築看似上海外灘，但其實是武漢（雖然上海讀者一眼就知道畫面指涉的是武漢，西方讀者卻常誤以為那是美國）──一新一舊的建築並置，巧妙呼應了中國「五千年連續文明」的論述，暗示「我們是同一個偉大文明、見多識廣、知道怎麼應付」；而圖中身著白衣者，正是疫情期間人稱「大白」的志工，這些人神情堅定、像戰士正要「迎戰」，呼應了標題所使用的戰爭語言，此外圖中還有病毒顆粒，也就是這場「戰爭」的敵人。
教授說明，此種姿態叫做「社會主義寫實的凝視」（socialist realist gaze），源自毛澤東時代的宣傳畫：畫中人通常面目模糊、看不出是誰、男女難辨，因為他們不是可被指認的個人，而是「大眾／大眾」（the masses）。即使今天人們未必喜歡毛，但這套符號仍然有效——就像在許多歐洲脈絡裡，你不必是基督徒也能讀懂、甚至畏懼基督教的象徵一樣。
課後反思｜相似的工具，不同的政治
石教授最後總結：今天看到的三本新聞雜誌，各自在傳達非常不同的政治，卻不約而同地運用了相似的策略性工具。視覺影像從來不是中性的，而是被精心建構的；學會放慢、停下來、逐一拆解其組成，並帶著批判與經驗的眼光去讀，正是這門課要教給我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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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比中心今年度邀請荷蘭萊頓大學亞洲中心主任石若劍教授（Florian Alexander Schneider）來台，開設密集課程「東亞政治傳播與媒體研究」（Studying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in East Asia），帶領學生認識研究東亞社會政治傳播與媒體的理論架構及研究方法。這堂密集課程分成四個單元，前面兩堂課討論了政治語言與視覺傳播，今天的第三堂課則將會聚焦於「空間」與大型活動。
2026/5/19課程速記｜空間作為政治：從天安門廣場到世界博覽會的「空間政治」分析
「空間」既是一種傳播的場所、是我們談論的對象，也是我們所棲居的地方。該如何分析空間？本堂課先以天安門廣場的「身體感」（physicality）與監控機制談起，接著導入分析空間的「矩陣」，並以上海世博與大阪世博為主要案例。貫穿整堂課的一項重要方法論提醒是：主辦方宣稱某個空間或活動所代表的意義，未必等於人們實際的感受與其現實中產生的效果。
天安門廣場：先看「身體感」與監控
在談論天安門廣場「如何被再現」之前，石教授要求大家先談談它的「身體感」。去過的同學形容：廣場極為巨大、冬天又冷又風大，因為太空曠反而讓人覺得孤單；建築非常高大，是一種「中國式建築」與「蘇聯式建築」混搭的奇異混合體。在歷史上，毛澤東拆掉了一整片老城區，蓋出這個龐然的行政中心，並藉此打斷、重塑北京的南北中軸線——這條軸線一路通向天安門（城門），其後便是紫禁城。
有同學們提到，他們對天安門廣場最鮮明的印象是其無所不在的監控機制：進場要做嚴格安檢、隨處可見的監視器與警衛，還有高度的商業化（紀念品店、小吃店）。教授補充，天安門廣場的地圖其實「是錯的」——你無法從任意方向走進廣場，四周是金屬圍欄，只能沿長安街、經由特定地下道、通過「Apple 等級」的安檢才能進入。監視器刻意「被看見」本身就是一個選擇：中國或許是地表上監視器最密集之處，但這與倫敦、海牙等歐洲城市不同——後者同樣有很多監視器，但它們卻是隱藏的；在中國，把監視器「秀出來」正是權力的一部分，等於宣告「你正被注視」。他並提到，深圳的攝影機器人甚至會在路口巡邏、對違規者廣播，路口大螢幕還會即時點名闖紅燈者以示眾羞辱。
父權式治理：用人造環境引導行為
石教授指出，這與中國組織「順從」的方式一脈相承——非常父權：共產黨是國家的父母，而老百姓、大眾則被當成需要被教導的孩子。因此你會看到路口即使已有紅綠燈，還是有人會對你揮旗，告訴你「現在可以走、現在不能走」，而這些人多半是退休人士；有些路口甚至有古怪的獎勵機制，比如事故夠少，便能掛上「文明路口」的牌子，由地方黨組織與街道委員會負責確保一切「文明」進行。教授說明，他之所以在政治傳播課談這些，是因為這裡存在「傳播／論述／再現」與「社會互動／社會實踐」之間的滑動——兩者很難截然切分，有時也不該硬分，且用人造環境（built environment）來引導行為，本身就是政治傳播的一環。
分析空間的矩陣：地方 vs 空間
教授接著介紹「理解空間的矩陣」，他說明，其中一個軸是空間的三個面向：物質空間（例：我們過馬路時親身經驗的）、空間的再現（當我展示一張街道照片或地圖）、以及再現的空間（當你事後向朋友描述過馬路是什麼感覺）；另一個軸是：絕對的物理空間、相對空間（事物彼此相關，如一棟較高、一棟較低，一處較遠、一處較近，或在移動中）、以及關係空間（人們在這些空間裡走動往來）。檢視矩陣裡的每一個交疊，就能拆解某個地點正在發生什麼。他也藉此帶出「地方（place）」與「空間（space）」之分：相對於較抽象、幾何性的「空間」，「地方」指的是不同人在其中「被生活出來」的經驗。
有同學分享他們造訪台北車站的經驗：站體巨大、極高卻空曠，大廳沒有長椅，人們只好坐在地上，反而讓人潮難以移動。為什麼沒有長椅？他們推論：是為了讓人「保持移動、趕快去搭車」——你只有在刷票、進入月台後才有長椅可坐，等於把人「圈住」，而這正是用空間設計來引導行為的例子。
上海世博：把「中國式現代性」搬上舞台
石教授再以2010 年的上海世博為例，指出在這場博覽會中，光是各國展館的地緣政治排法就耐人尋味：展館依照亞洲（日、韓、印度等）、歐洲（德、波、瑞士……，其中土耳其與希臘比鄰而居，但現實中兩國並不總是和睦）、大洋洲（澳洲）、美洲（美、加）做區分；至於非洲多數國家只能擠在一個大型貿易館裡分到一個小格（少數如南非有獨立館）。另一側則多是工業館與城市館（漢堡、鹿特丹等），展示如何「治理一座城市」。
教授藉此帶出關於「現代性」的討論，強調歷史本來就是「被製造出來」的。他說明，「現代性」傳統上多從英國工業革命算起，也有人上溯至十五、十六世紀的歐洲，甚至有人爭論宋代中國是否已有早期現代性；接下來則是工業化發展、民族國家的建立，以及暴力的全球化（一戰、二戰、原子彈）。至於其後的通訊科技與全球化則多被稱為「高度現代性」（high modernity）而非「後現代」——畢竟我們並未真正離開現代，每個社會只是各自發展出自己的現代性版本。
石教授認為，共產黨其實是世界上最「現代主義」的組織之一，因為馬克思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自由主義一樣，本身就是「現代主義意識形態」，其以歷史唯物論為基礎，深信世界透過創新與發展，依階段不斷前進。人們在世博中國館裡看到的正是「中國式現代性」的展演：其展示上海普通人家的客廳，如何從70、80、90年代一路演變到2000年代，而背後的潛台詞則是「這一切都歸功於共產黨」。耐人尋味的是，展館裡沒有60年代、沒有文化大革命，展覽敘事從文革的尾聲開始，然後「自然而然、有機地」一路向前。教授指出，中國館同時也是一則用消費產品（縫紉機→冰箱→電腦→平面電視）說成的故事，好讓每個普通中國人都能與「現代、發展」產生連結，而這一切又被安放在「五千年連續歷史」的框架之中。
現代性與民族：被發明的民族敘事
延續前述關於現代性的討論，石教授接著將焦點轉向「民族」與「民族主義」。他重提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並指出這一理論屬於民族主義研究中的「現代主義」（modernism）觀點：其認為民族及建立於其上的民族國家都是「現代發明」，大約出現在 17、18世紀之後，而非自古以來就自然存在。換句話說，民族並不是先天形成，而是透過後來的政治建構才逐漸被塑造出來，例如國家必須「把法國做出來」、「把德國做出來」，而這往往也意味著透過暴力手段去統一名稱、統一度量、強制大家使用同一種語言。
教授指出，對傾向建構論（constructivism）的國際關係研究者而言，這樣的觀點特別具有啟發性。研究者可以分析政治人物如何建構民族國家的身分認同、援引哪些民族神話，以及如何論述「美國」、「中國」或「臺灣」等國家的正當性，且這類議題非常適合結合歷史脈絡，運用論述分析或視覺分析的方法加以研究。
教授接著引用 James V. Wertsch的著作 Voices of Collective Remembering，說明俄羅斯民族主義如何透過集體記憶建構出一套反覆出現的道德敘事。他指出，俄羅斯的民族敘事幾乎遵循固定模式：無辜的俄羅斯人本來安分度日，卻遇上某個邪惡的外部勢力前來進犯，他們別無選擇只能挺身奮戰，最終光榮勝利、捍衛了祖國，然後一切歸於安定。從拿破崙、希特勒、冷戰時的美國再到如今的北約，這套敘事結構幾乎沒有改變，只要理解這套模式，就能理解普丁為何能說服俄羅斯人相信烏克蘭戰爭是「正當的」。教授認為中國亦是如此，如「百年國恥」與「五千年歷史」全是建構，卻是用真實的素材拼接而成，因此一旦串起來就能奏效。他強調，每個民族國家都會透過類似的方式建構自己的國族認同，其中德國的例子尤其有趣——多數德國人會說「我們德國人沒有民族主義（因為二戰與納粹）」，但事實上，「我們德國人沒有民族主義」這句話本身就是民族主義，因為它仍說著「我們德國人」。最後，教授提到台灣也是值得探討的案例，因為國民黨與民進黨對「民族是什麼、台灣置於何處」有著非常不同的理解，因此研究者可以分析不同政治行動者如何建構各自版本的國族認同與身份敘事。
霸權論述 vs 生活經驗：別被主辦方的說法牽著走
石教授接著提到，一些學者把上海世博解讀成一種「霸權論述」：一個穩定、和諧的烏托邦，把全球資本主義與中華文明結合在一起；也有學者進一步主張，這是「唯一的未來、不歡迎任何異議」，畢竟世博主題「永續城市的未來」本就指向未來式的烏托邦。但他並不認同將這樣的解讀，因為一旦真的到現場走一圈，會發現太多事情兜不進那套故事：第一，官方組織的文化其實更複雜，例如有一個讓學童畫「未來城市」的比賽，其中有些作品確實是黨所核可的現代性樣板，但更多作品卻意義不明、甚至相當陰暗；第二，許多官方主題館被外包給外國組織，亦即其雖經黨核可，卻交由外人詮釋；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觀展民眾的真實體驗：現場人們拖著哭鬧的小孩、推著坐輪椅的阿嬤，嘴裡喊的是「我好熱、廁所在哪、哪裡有水、外面五十度」，根本沒人在意那套宣傳敘事。
教授分享了自己訪談澳洲館策展人的經驗，對方表示，只要參觀者從澳洲館的另一頭走出來時明白「這是澳洲、不是奧地利」，他們的任務就完成了——「我們頂多就是給大家看可愛的動物和海灘」，不奢求傳遞更多訊息。相較之下，德國館、西班牙館則帶著強烈的「教化」意圖，覺得自己有「教中國人何謂好人、好城市」的道德義務。其中，負責西班牙館策展的是幾乎不懂中國的行銷與政治傳播專家，他們的國族敘事建立在「克服威權統治」之上——西班牙曾經歷佛朗哥獨裁統治，直到1970、80年代才民主化，與南韓、台灣的敘事相近。策展團隊注意到中國「每個路口都有人揮旗」的威權日常，於是決定藉由展覽向中國觀眾展示一種「超越威權生活」的可能性，而其做法竟是設計一套「非階層化的制服」，甚至委託服飾品牌 Zara 製作，期待中國人看了會產生「原來可以這樣」的想法。教授坦言，自己對於他們真以為這會奏效的做法感到既費解又有趣。
石教授又舉了「世博護照」的例子。他指出，不少學者批評這是在「把人灌輸進由民族國家組成的國際社會想像」、讓中國訪客「模擬成為一名國民」，但實情並非如此——很多人瘋狂地在各館之間衝刺只為集章再拿到淘寶上賣，導致後來許多展館乾脆把蓋章處移到館外，免得集章者擾亂真正想看展的人。教授認爲，若這是一種「模擬」，那也是對「激進商業化資本主義」的模擬，與跨越國界的國民經驗幾乎無關。這也就提醒了我們，主辦單位告訴你「這個了不起的東西在做什麼」，不代表人們就那樣感受、也不代表它在實際運作中就那樣作用，而我們作為研究者應該要保持開放，追問「這裡還可能在發生什麼」。教授也鼓勵同學們在研究空間時親身到現場感受，加入一點民族誌（ethnographic）的成分。
更多空間案例：新加坡、地鐵藝術、大阪世博
石教授最後又舉了其他幾個案例，比如新加坡的金沙酒店（Marina Bay Sands）頂樓有俯瞰全城的無邊際泳池，一晚要價三、四百美元，但我們常常看到的泳池美照都是誰拍的？其實泳池旁邊隔著玻璃牆，牆後全是舉著自拍棒搶拍的遊客，這恰恰說明空間是如何被組織的，也顯示所謂「正常」（normal）其實是一種被建構的狀態——甚至就連「理想景觀」本身，也是經過設計與遮蔽後才成立的。
另一個案例則是日本的地鐵藝術介入，這些藝術行動試圖打斷人們對「正常」的感受：為什麼人們覺得「在密閉空間裡與一堆人擠上兩小時、彼此視而不見」是正常的？
最後一個例子是同學報告的大阪世博日本館：木造、環狀結構，木材被解讀為循環、可回收、扣連環境的意象；面板不全然封閉，從外面可以看見裡面、可以走進去，象徵「向世界開放」。但正如報告同學所批評：你看得見這個「環」、也能走進去，環卻永遠不會打開、彼此之間也沒有真正的內部穿越——彷彿日本把自身文化「展示」給世界看、讓人入內參觀，卻無意真正「打開」或改變它——而這正呼應了教授一再提醒的：主辦方所宣稱的意義，未必等於人們的實際感受與真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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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比中心今年度邀請荷蘭萊頓大學亞洲中心主任石若劍教授（Florian Alexander Schneider）來台，開設密集課程「東亞政治傳播與媒體研究」（Studying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in East Asia），帶領學生認識研究東亞社會政治傳播與媒體的理論架構及研究方法。這堂密集課程分成四個單元，在今天最後一堂課程中，我們將把視角從上週的「空間」延伸到「網路空間／數位建築」。
2026/5/21 課程速記｜網路作為空間：社會網絡分析、數位偏見與「習近平的 App」
本堂課先從社會網絡分析（節點、連結、中心性）切入，再探討「數位偏見」如何被製造，最後以習近平的「學習強國」App 為例，示範「行動者網絡」與「功能共振」兩種拆解方法。貫穿整堂課的核心提醒是：數字、視覺與系統都不是中性的，研究者的每一步都在做選擇、也在做政治表態。
分組報告
本堂課從分組報告開始，第一組分析了一段在 YouTube 上呈現中國高度正面形象的影片，但他們認為內容具有明顯的「人為痕跡」：路人彷彿早知道外國直播主會來、熱情簇擁，留言也可疑，如有「新帳號」假裝普通網友要大家去新疆戳破「種族滅絕」謊言，此外相關報導的來源更是已被阿里巴巴實質掌控的媒體。報告同學指出，看似「自然、不政治」的互動，背後其實可能隱含比想像更深層的政府—公共關係結構。第二組則持相反觀點，認為直播主是被「正當化」的對象，因為他之所以爆紅，是因為他做了中國人做不到的脫序行為。第三組則總結了同一支影片的內容，強調城市景觀的敘事方式：例如穿樓而過的地鐵、克服山城地形的基礎建設，以及整體呈現出一座充滿活力與多樣性的都市形象。
石教授藉這些案例引導大家思考「創作者意圖」與「閱聽人實際感受」之間的落差，並肯定「挑一個題目、看不同人如何談論它」這條分析路徑。在給予寫作建議時，他也提醒學生：補充材料可以放在附錄（appendix），但不要讓主要論點被埋沒在裡面。他特別指出，一張《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的封面圖像，只能說明《經濟學人》如何看待臺灣，而不能代表世界如何看待臺灣。
先別急著評斷：參與觀察與「追著錢走」
教授批評某些暢銷書（如主張iPhone有害的論述）往往缺乏嚴謹的證據，如有作者以「女兒吃飯只顧滑手機」作為例證，但這種情境也有可能只是青少年不想跟媽媽互動，原因千百種。同理，我們看捷運上人人盯螢幕就斷定「社會好疏離」，但他們其實可能正在跟朋友、爸媽聊天。教授指出，「參與式觀察」常能修正這類偏見：研究發現許多年輕世代其實透過手機維持高度密集的社交互動，真正不擅長科技的常是在餐桌上接商務電話的爸媽。教授也點出，與其責怪青少年沈迷社群媒體，不如反問大人為何沒為孩子創造別的空間。
教授補充了他的另一種研究方法——「follow the money」（追蹤資金流向），這也構成他對當代數位科技相當批判的立場來源。教授強調，他不並反對科技本身，他認為問題在於我們所使用的社群媒體（如 Meta、X）本質上是以企業利益為核心，透過放大焦慮、憤怒與恐懼來獲取流量與利潤。他舉例，有證據顯示 Meta 早知年輕女性因平台上的女性形象而受苦卻不作為，因為那能帶來瘋傳流量——他舉微博上的各種「炫瘦挑戰」（A4 紙遮腰、硬幣排鎖骨、iPhone 遮膝蓋）為例，指出這些發文雖能換來大量追蹤，卻營造出極有毒的環境。然教授也澄清， 社交平台並沒「發明」對瘦身的執念，廣告產業才是更深層的驅動力量，因為廣告本身會挖掘並放大社會中既有的文化意象與慾望。因此，真正應被追問的往往不是最顯眼的平台，而是那些隱身在背後、較不被看見的結構性力量。
社會網絡分析：節點、連結與「中心性」
石教授接著介紹社會網絡分析的基本概念，他指出，早年的人類學家必須「用手」繪製社會網絡（問人有幾個朋友、再去問那些朋友），光倫理問題就讓研究很難做。隨著數位資料大量出現，這類分析才真正發揮作用：用第三方工具就能從一個帳號抓出它連到哪些帳號、一層層往外擴。他建議使用開源工具 Gephi，可以直接從 Excel 或 CSV 自動視覺化網絡結構。
教授說明，社會網絡分析的兩個核心概念是「節點（node）」與「連結（tie／edge）」，連結可無方向、單向或雙向；接著是「度（degree，有多少條連結）」與「中心性」。三種常見中心性包括① 度中心性：連結最多者，最直接、但很少真的最重要；② 中介中心性：衡量「橋樑」角色，即誰坐落在最多其他節點「之間」（社群媒體裡未必重要，但交通脈絡裡，一座連接兩岸的橋可能是全城最重要的路）；③ 特徵向量中心性（即 Google 的 PageRank）：不只看你有多少連結，還看「連向你的節點本身有多少連結」（如我只有二十個追蹤者，但若全是歐巴馬之類名人，我可能更重要）。
教授強調，這些網絡圖本身就充滿「選擇」：例如節點大小的設定、使用「重力」讓群聚更明顯等，都會影響觀看者的理解，但這些其實都是被建構出來的抽象」，並非客觀的現實本身。他提醒同學們每次視覺化時都要自問：我是否在以不準確的方式引導他人理解？是否夠透明？他也以倫敦地鐵為例說明直覺與數據的關係：多數人直覺認為King’s Cross 這站最「重要」，而事實上這些中介中心性高的站點也正是過去恐怖攻擊的目標。有論文據此主張恐怖分子「一定算過這些數字」，但教授認為，其實只要看一眼地圖就能理解其關鍵性，不一定需要複雜計算，而且所有數值只有在同一個網絡內部比較才有意義，本身並沒有絕對單位。
數位偏見：搜尋引擎、地理位置與「我們都帶著偏見」
石教授首先聲明：所有人必然都帶著偏見，因為若無法依價值區分事物，我們根本無法運作；因此，搜尋引擎本來就該是有偏見的，真正的問題是：這偏見有用嗎、公平嗎？事實上，「標準的 Google 搜尋」根本不存在，因為結果幾乎總是「個人化」的，只要登入 Google／Gmail，你的搜尋就與別人完全不同。這也是數位研究與「可重現性」（reproducibility）之間的張力：你可以用 VPN、不登入、每次刪紀錄、跑乾淨的「研究用瀏覽器」來保持中立，但這同時製造了「沒人會這樣搜尋」的人工情境。
石教授將偏見分為三類來源：
① 物質性偏見：用不同電腦、瀏覽器和不同的IP 位置都會影響可見的內容，如某些 YouTube 影片在荷蘭能看、在德國（著作權極嚴）卻得翻牆；非法下載在德國可能被告上萬美元，在荷蘭、台灣大概不被追究。
② 社會偏見：即便你沒有、或刪掉了Facebook 帳號，只要瀏覽帶「讚」按鈕的網站，Meta 就能追蹤你。教授舉例，有一位記者為了測試 Facebook 演算法的政治偏見，開始「對所有東西按讚」，卻很快被導向法西斯／納粹內容，連他朋友的動態也被推送這些；最後 Facebook 找上他說「你在搞壞演算法、請停手」，而不是坦承他們的演算法偏袒法西斯。
③ 主觀偏見：使用者不斷把喜好餵給系統，而系統的全部重點就是推薦更多你已經喜歡的內容，這正是精準廣告成功的原因。
教授曾經實驗把「天安門」丟進 Google 與百度，結果Google 給出大量 1989 年資訊（約六成結果與抗議及屠殺有關）——教授提醒同學這也是偏見，因為系統「認定」搜天安門的人過去也找過這些；百度的搜尋結果則完全沒有「坦克人」、沒有抗議——這裡的偏見與其說是演算法、不如說是國家介入過濾搜尋內容。DeepSeek在涉及西藏或台灣問題時會得到「黨放進去的」特定答案，但若問不政治的東西其實答得不錯。他舉例，他太太曾問「能不能在北京買到台灣的書畫用品」，系統竟突然用英文跳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此外，教授也提到「壟斷／生態系偏見」及「平庸偏見（banal bias）」，後者借用 Billig 「平庸民族主義」的概念：某些偏見之所以有效，正是因為它們隱而不見、被當作自然背景，就像教室裡掛著卻無人察覺的國旗，正因「正常、背景化」才更影響我們。例如在百度搜尋「釣魚台」會跳出天氣 App 與機票（因為它被地理編碼為「真實地點」），系統還自動補全、確保你知道講的是「中國的釣島」，甚至把它分類成福建省某「城區」；對長期被灌輸「釣魚台是有天氣的中國地方」的使用者，這一切就「自然而然對上了」。「互動百科」註冊時要勾選使用者來自哪省、以便預設拉進該省地標當頭像，於是不屬於這些省份的人都成了「海那邊來的」。
最後，教授指出另一種「循環偏見」：他在研究南京、釣魚台等議題時，一個本應是軍事歷史的網站卻塞滿色情與聳動內容，教授認為這背後是自我實現的循環：放色情→腥羶色「有效」、人們點→後台儀表板顯示色情最多→於是放更多以賺廣告費。同樣邏輯也出現在一則南京大屠殺的報導底下：一句仇恨留言因「互動最多」而被置頂。於是，使用者上中國網路找「日本」，往往只看到兩種極端敘事：一種是壽司、可愛文化與「超瘦女孩」的流行形象，另一種則是仇恨語言或參拜靖國神社等強烈的民族主義敘事。
再現與「網紅都市主義」：熱點、自拍與千篇一律的『個性』
石教授接著以自己在上海拍攝的熨斗大樓照片為例：二十年前這裡幾乎空無一人，如今卻擠滿拿自拍棒的人潮、外圍還有大量保全維持秩序。這類由小紅書／TikTok 熱點驅動的場景已形成一套固定的公式，無論在哪個城市，自拍與打卡的視覺語法幾乎完全一致，不斷被複製。教授再以他訪談復旦大學學者的經驗為例，發現許多中國大學因為櫻花季期間校園被遊客擠爆，開始要求「出示證件」才能進入。有趣的是，這並不完全是疫情遺緒，而是「學生自己」希望保留管制，因為受夠了校園被遊客淹沒。
教授認為這「由下而上、中產、保守」的誘因結構很耐人尋味：人們主動要求保全加強管制，共產黨則樂得「順水推舟」——原本就想做的事如今變成「應人民要求」，連幹部恐怕都真心相信自己在做「人民想要的正確事」。教授指出，這正是論述、機制、建築與生活經驗「彼此對齊」的案例，而類似現象也不限於中國，巴黎、阿姆斯特丹同樣也因遊客爆量而難以行走。他以機場安檢為例說明「論述如何嵌進科技與日常實作、然後難以回頭」：911 後的全身掃描、「液體不得超過 100 毫升」等規定其實並不合理，背後卻撐起整個遊說與賣迷你瓶的產業鏈——我們在這裡看到的是，「安全」其實是極有意思的研究對象，值得我們追問「這樣做到底誰得利」。
石教授強調，他並不只挑小紅書開刀，因為類似現象在Instagram、倫敦、巴黎同樣存在。十五年前的「Selfie City」研究已經顯示，即使強調個人差異，自拍影像的姿勢、構圖與語法其實高度同質化。他進一步談到「網紅城市」的現象，以德國杜塞道夫為例，一座城市本來「沒什麼意思」，如今卻因為小日本城、K-pop、中國移民開的珍奶店餐廳，而發展出自己的「網紅都市主義」。
「習近平的 App」：學習強國與行動者網絡分析
石教授最後以「學習強國」App 的案例作結。教授指出，這個App不像一般社群媒體，是被強制推給大量使用者的，很多人只是裝著不用，其背後邏輯與「新民族主義」的知識傳播有關——內容源自習近平的政治理念與相關理論體系，使其成為進入這套意識形態的便捷入口。當年有英語媒體稱它為「小紅 App」（玩「毛有小紅書、習有小紅 App」的梗），但它其實更像一個「超級 App」，能用來看幾乎任何央視的節目、還有技能與語言學習。
教授引用萊頓學者 Rogier Creemers 「策略性連結（strategic nexus）」的概念，說明這是一種國家與企業之間的互利共構關係：私人企業與政治領導層在某些目標上形成共享利益，而非單純的控制與服從關係。因此，他反對只用「國家 vs 人民」或「黨的宣傳工具」這種簡化框架來理解系統，因為真正關鍵的是資金、技術與制度之間的交織。
他接著介紹「功能共振分析模型（FRAM）」，強調應從「功能與流程」而非「單一行動者」來建模，每個行為都被六種要素形塑（時間、控制、前提、資源、輸入），最終輸入被轉化成輸出，輸出又會成為下一階段的輸入，形成複雜的「迴圈行為（looping behavior）」，而一旦某輸出被「調到」某數值，就可能對下一個功能產生沒人預料的連鎖、整件事突然爆掉。
教授認為，在學習強國裡，這些迴圈解釋了人們為何「鑽漏洞」：把央視影片掛著背景播放、自己做別的事，只為刷積分衝排行、拿更好獎金，這些完全不是系統本意，也是黨後來回頭喊停的原因；App 本想讓人更有效率，結果許多人反而敷衍了事。教授點出，這正是許多人開始慢慢對使用AI產生的感受 ：若用生成式 AI 做太多工作，工作就會變得沒靈魂——你能想像未來的工作就是「丟進程式、吐出結果、複製貼上」嗎？
石教授將此延伸到更廣的數位治理與數位資本主義問題，指出其背後邏輯與 Frederick Winslow Taylor 的「泰勒主義」相似：透過測量、優化與流程設計來提升效率，並相信系統本身可以自動導向最優結果。 但他最後提醒，這些系統一旦形成過多回饋迴路，就可能出現「自我運行」的邏輯，甚至失控。因此核心問題是：人是否仍然在迴路之中？系統何時開始自行運轉並脫離控制？ 這不僅關乎國家治理，也關乎人工智慧與未來數位社會的結構性風險。
Peter Tkach速記，鄭欣娓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