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九教授公開講座：

Asia’s Democratic Promise

黃一莊教授(Joseph Wong)教授於11月12日公開演講，講題為Asia’s Democratic Promise。濕冷的天氣並沒有阻礙大家參與的熱情，約有八十餘人參與本次混成講座，其中多數人選擇到現場參與，現場提問踴躍，討論熱烈。

這個講座主要基於他與密西根大學丹·斯萊特（Dan Slater）教授合著的《從經濟發展到民主：現代亞洲轉型之路的不同面貌》，該書探討了當代亞洲經濟發展與民主化之間的複雜關係。在演講中，他針對比較政治學中的一個持續爭辯中的問題展開討論：為什麼一些亞洲國家在實現經濟增長的同時變得更加民主，而其他國家卻沒有？

黃教授挑戰了深信經濟發展會使民主改革水到渠成的現代化理論，他認為經濟發展對於民主的發展確實重要，但並不保證民主化一定能成功，真正關鍵的其實是執政菁英的理性選擇。透過檢視十二個「發展亞洲」國家政治與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黃教授指出亞洲許多威權政黨之所以展開民主改革，並不是政權危在旦夕下不得不的選擇；相反的，其實是因為執政菁英對於政權有足夠的信心，他們有預期可以在民主選舉中獲勝的「勝利信心」與預期民主化後政局和經濟發展仍能維持的「穩定信心」，因此才放手推行民主改革，他將其稱之為「憑實力轉向民主」。

具體而言，黃教授認為高速的經濟發展促成了威權政黨的實力，而實力也和執政的信心息息相關。而為了確保統治的延續，威權政黨執政時會不斷從選舉結果、國內抗爭、經濟景氣和地緣政治等環境變化接受到自己實力變化的「訊號」，有些是讓政權相信就算民主化自己也能無往不利的安心訊號，有些則是預告威權統治開始動搖的凶險訊號。當這兩種訊號反覆交錯出現時，政權就面臨了在威權的手段可能不再奏效、而民主化也不是自尋死路的「苦澀甜蜜點」（bittersweet spot）做出選擇的時刻。

在這樣的關鍵時刻，若執政菁英選擇做出改革，就能順利地在威權政黨的主導下完成民主化，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台灣、日本與韓國；而相對的，只要錯失了這樣的關鍵時刻，可能就會像馬來西亞的威權政黨一樣未能在自身最有實力的情況下完成轉型。

易言之，台日韓等國成功的民主化經驗揭示了民主化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執政菁英評估民主與自身利益相容下主動為之的結果，經濟奇蹟所奠定的實力則是讓他們無懼改革的本錢。

然而，黃教授也提到許多存活至今，甚至還蓬勃發展的獨裁政權其實也都強大到足以繼續維繫權力，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中國。他認為中國最有機會民主化的時刻就是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但當時中共體制與組織其實仍積弱不振，仍希望持續透過改革開放的經濟發展累積更多的政權實力，因此接收到訊號的中共統治菁英們對於民主化後的前景缺乏信心，評估自己無法憑藉實力轉向民主而錯過了苦澀甜蜜點。

而在三十多年過去後，現在中國看似已經累積了足夠多的實力，是否迎來了憑實力轉向民主的關鍵節點了呢？黃教授認為現階段中共所接受到的各種訊號仍是甜蜜多於苦澀的，政權已經盛極而衰的凶險訊號仍不清晰，因此即便中共早已具備勝利信心與穩定信心，但民主對於對於執政菁英們的誘因與好處實在是太低了。

不過黃教授也並未對中國民主前景完全失去信心，他認為中國其實也從蘇聯的經驗中學到，如果政權等待過久才向民主妥協，他們可能會完全失去對轉型過程的控制。因此，黃教授認為與其期待威權政體的政權因為內部因素而崩潰，或是向獨裁者施壓，不如積極地讓他們體認到搶佔先機的民主化其實更符合他們的自身利益。

(陳冠傑速記，鍾瑋芸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