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比中心於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成功舉辦「Migration and Identity: East Asia and Beyond The 7th NTUGARC-SNUAC joint migration workshop」工作坊，本次工作坊邀請來自韓國首爾大學、韓國濟州大學、紐西蘭懷卡托大學及臺灣大學的遷移研究學者，發表最新研究成果，共同深入探討亞洲勞動遷移、身分認同以及移民與國家政策等核心議題。研討會採實體與線上同步進行，共吸引約 70 位學者與大眾參與，討論熱烈，活動圓滿落幕。

Session 1

一、Hyunjoo Jung（鄭玄珠）: Post-Developmental Migration State? Evolution of South Korea’s Developmental Immigration Governance

本場發表人首爾大學 Hyunjoo Jung 教授在開場中提問：南韓是否正轉型為「後發展型移民國家」（Post-Developmental Migration State, PDMS），抑或發展型國家只是在重構（reconfigure）其既有的發展型移民路徑？她指出，南韓面臨生育率全球最低（2025 年僅 0.78）、229 個地方政府中有 159 個被列為「人口消滅風險區」等危機，而這正是成長策略（growth-pole strategies）忽略地方區域發展平衡，且輕忽再生產勞動等發展主義遺緒的產物，但如今移民政策卻反被期待去修復發展主義自身造成的破壞。她以 Chung（2022）的「發展型移民國家」（DMS）概念——即經濟成長凌駕權利保障的東亞移民治理模式——為理論基礎，並回應近期認為 DMS 已過時的批評，主張以「雇用許可制」（EPS）為核心的管制架構依然存在，當前的變化其實是 DMS 的調適（adaptation）而非終結。

透過比較保守派尹錫悅政府的《第四次外國人政策基本計畫》（2023）與彈劾後進步派李在明政府的《2030 移民策略》（2026），她發現兩份政治立場相反的文件呈現高度的結構延續性，顯示路徑依賴凌駕於政權更迭。她主張PDMS是對於DMS的擴張與延續而非取代，並歸納出 PDMS 的五大特徵：1. 國家介入目標從成長積累轉向對人口與區域失衡的修復；2. 採行「育成型」移民政策，培育移工技能，並給予其長期居留之簽證資格，同時也將生活人口（living population）的留學、就業、定居設定為政策目標；3. 採行地方本位的治理；4. 採取「點數制移工政策」、民間獵才等鑲嵌於發展型框架內的新自由主義工具；以及5. 以「社會統合」作為政策修辭正當化的工具。最後她批判性地反思：生育危機源於眾多議題如過勞、住房負擔與性別不平等，引進移民僅能緩解症狀但無法治本，且技術移民恐打破與本國勞工的互補性而激化社會衝突。另外，政府以「社會統合」而非「移民權利」為政策目標，本身即是一種發展主義的表述。

二、Yen-Fen Tseng（曾嬿芬）: Comparing High-Skilled Migrant Incorporation in Japan and Taiwan: A Skill Formation System Perspective

本場發表人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曾嬿芬教授首次將其兩項研究：旅日臺灣高技術移民與在臺高技術移民之研究整合入比較框架，分析日本與臺灣如何納入高技術移民。她指出，臺日兩國同樣面臨人口下滑問題，近年並都轉向技術移民作為經濟策略，政策方向看似一致：此外，兩國亦皆依技術層級分類移民並賦予差別權利，歡迎高技術者定居、嚴格防止低技術者定居。不過兩國卻也在三個面向上明顯分歧，包括政策如何界定「高技術」、雇主如何評價與運用移民的技能，以及誰被認為具有穩定未來而有資格取得永久居留。

她以「資本主義多樣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 VoC）視角下的「技能形成體制」（skill formation system）解釋此差異：日本以內部勞動市場為主，企業提供長期僱用並投資於企業特定技能；臺灣勞動市場開放流動，雇主重視入職前的職業特定技能、甚少提供在職訓練。因此日本預期由企業內部培訓，對「高技術」採寬鬆定義；臺灣要求即戰力，定義精確狹窄且審查嚴格。兩國均約半數高技術移民於就業兩年內離開，但原因相異：在日本是因職涯僵化與職場文化適應的高度要求，在臺灣則是因缺乏在職訓練、非理工背景者難覓與學經歷相稱的職涯與薪資。永久居留規定亦反映制度邏輯：日本收入門檻低但一般須居留十年，預設長期僱用與融入；臺灣要求最低工資兩倍以上的高收入但僅需五年，以收入測試移民在流動勞動市場中的生存能力。她總結，日本屬「企業中心」（firm-centered）、臺灣屬「市場驅動」（market-driven）模式，相似的移民目標鑲嵌於不同的技能形成體制，便產生分歧的移民納入結果。

三、Youjeong Jang（張有呈）: The Imagined Intercultural City: The Paradox of Policy Mobility from Europe to Ansan, South Korea

本場發表人紐西蘭懷卡托大學Youjeong Jang（張有呈）博士批判性地檢視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跨文化城市計畫」（Intercultural Cities Programme, ICC）於南韓安山市的施行過程。ICC 於 2008 年推出，立基於「跨文化主義」（interculturalism），即歐洲對多元文化主義反挫的理論回應，強調不同文化背景者之間的互動。安山是首爾外圍的工業城市，擁有全韓最大的移民人口，自 2005 年起率先推動多元文化政策，並於 2020 年成為韓國第一個加入 ICC 的城市。然而Jang在她的訪談中發現，多數在地居民從未聽聞「跨文化城市」一詞，由此提問：從政策流動性（policy mobilities）的角度來看，ICC的哪些面向被動員或固著，使得安山能夠將自己塑造成跨文化城市？

她以政策流動性視角，透過市議會逐字稿的批判論述分析與 25 位在地利害關係人訪談，指出安山在短短五個月內完成加入 ICC 的「快速政策」（fast policy）過程。研究發現，城市頭銜與品牌等象徵性元素被迅速動員（mobilized）：時任市長為兌現提升城市全球形象的競選承諾，在競逐「韓國第一座跨文化城市」頭銜的壓力下加速推動 ICC導入。但ICC 的實質內涵卻未被納入：在歐洲，ICC 源於從多元文化主義到跨文化主義的理論轉向；在安山，它卻被形塑為城市二十年多元文化政策的延續，「跨文化」淪為既有「多元文化」詞彙的重新標籤化（如將「多元文化家庭」改稱「跨文化家庭」），但既有社會問題依然未解（如移民與韓國人的社會空間隔離問題）。她總結，安山呈現「象徵上流動，但實質上固著」的矛盾。政策流動本應帶來變革與創新，但在此卻維繫了現狀，使安山看起來愈跨文化，但實際上就愈不跨文化。

Session 2

一、Lake Lui（呂青湖）: Taiwanese Nationalism and Attitudes Toward Immigrants

本場發表人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呂青湖（Lake Lui）教授發表其與柯亮宇（Liang-Yu Ko）、廖瑞儀（Jui I Liao）合作的量化研究，探討臺灣的民族主義如何形塑民眾對移民的態度。她指出，既有文獻多從文化、經濟與社會威脅理解對移民的排斥，較少關注「政治威脅」；近期研究顯示，移民常被視為母國的「大使」，但對敵對國家移民的歧視甚至強過對種族文化相近者的偏好。本研究採用「日常民族主義」（everyday nationalism）概念，將民族主義視為由國家認同、成員資格判準、自豪感（pride）與國族自信（hubris）等多重面向構成的態度叢結，並加入臺灣相對於中國的文化主體性此一特殊在地面向。

研究使用 2023 年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以潛在類別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區分出四種民族主義類型：自由型（38%）、限制型（32%）、熱衷型（17%）與疏離型（14%）。自由型重視臺灣認同與民主、經濟等「現代成就」，不強調血緣與出生地等「傳統歸屬」，甚至最不傾向限制中國移民；熱衷型則認為所有測量面向皆重要；限制型最重視傳統的成員資格判準，傾向減少移民；疏離型則對所有測量面向皆不在意。在人口變項方面，自由型較年輕且高學歷，熱衷型與限制型偏年長、教育程度較低。分析顯示，限制移民的傾向由高到低依序為：限制型、熱衷型、疏離型、自由型。自由型雖具強烈臺灣認同，卻相對不主張限制中國與東南亞移民；而懷抱高度自豪感、國族自信與嚴格成員判準的熱衷型與限制型，則對中國及東南亞移民持明顯負面態度，限制型甚至也傾向減少歐美日移民。她總結，本研究超越藍綠政治立場與單一面向的分析，揭示臺灣社會的潛在群體：更重要的是，並非所有臺灣人（或特定政治傾向者）都排斥中國或東南亞移民，歐美日移民亦非普遍受歡迎，有助於破除刻板印象並提供政策參考。

二、Chen Liang（梁晨）: The Asian American Politics Paradox: When Racial Politics Meets Diasporic Politics

本場發表人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梁晨（Chen Liang）助理教授發表其書稿章節，以美國德州休士頓的亞裔美國人政黨組織者為對象，提出「亞裔美國政治矛盾」。她指出，關於移民政治行為的文獻有兩類：跨國與離散政治研究強調移民與母國及離散社群的連結對他們在移民後的政治行為有著很大的影響；而泛族裔與種族團結研究則強調非白人移民在接收社會經歷「種族化」的學習過程，對他們的種族認同和團結的形成至關重要。然她在田野中卻觀察到一個矛盾的現象：組織者極力呼籲亞裔種族團結，但當國際事件擴散至地方時，社群內部卻彼此衝突。

本研究基於 2021 至 2022 年的民族誌田野與針對跨黨派亞裔政治組織者的深度訪談。梁晨歸納出對種族政治動員造成反效果的三種政治衝突：一、族裔內部和宗教政治衝突，如越南社群以是否反對越南政府來檢驗市議員候選人是否值得支持；二、亞洲內部的區域衝突，如莫迪來訪分裂了印度教徒與穆斯林社群，力圖打造亞裔投票集團的民主黨印度裔候選人因出席該活動而「兩面不討好」；以及三、亞洲大陸內的衝突，如華裔組織者因支持印度裔與穆斯林候選人而非華裔候選人，而被同胞視為「中國人的叛徒」。梁晨論證，移民是否願意跨越族裔界線追求泛族裔團結，鑲嵌於離散政治與接收國種族脈絡的張力之中：當離散政治擴散至地方，移民必須在支持離散社群的候選人與捍衛在地種族利益者之間抉擇。當中的矛盾在於，動員「亞裔美國人」認同反而喚起造成其內部分歧的跨國離散歷史，組織者跨越族裔界線的努力，卻使自身陷入難以順利進行種族政治動員的困境。最後她以 2024 年密西根州阿拉伯裔選民因加薩議題而轉變政黨傾向為例，說明跨國政治正持續形塑著美國的政黨政治。

三、Mi-ae Lee（李美愛）: Reproducing Life in Migration Society: Care and Everyday Reorganization in French Communities in South Korea

本場發表人濟州大學研究教授 Mi-ae Lee 以在韓法國人社群為對象，提出「移民的日常生活無法被化約為其簽證身分」的核心主張。截至 2023 年底，在韓法國人達 8,477 人，十年間成長 203%，增幅超過英、德國籍與外籍居民整體；然而韓國並未對法國人開放非專業勞動簽證，其人數成長主要來自留學生與打工度假等青年短期停留者（約佔 62%），永久居留者僅 1.77%，許多人須繞道婚姻移民（約為整體平均的 1.7 倍）方能長期居留。近年女性移民過半，呈現出由韓流帶動的女性化自願移民。她稱此為「階級特權表象與制度性排除並存」的非典型位置，為既有聚焦移工或婚姻移民女性的研究所未能捕捉。

她結合源自法國 1901 年結社法的「結社慣習」（associative habitus）與「照顧觀點」（perspective du care），提出「結社照顧」（associative care）概念：結社慣習在移民的制度真空中作為生活再生產的照顧實踐，公民身分因而是實踐而非法律地位。研究以參與觀察、問卷、深度訪談與檔案分析等民族誌方法，選取四個核心個案：家庭協會、環境團結團體、法韓婦女會與法語線上平台。他們面臨三層權利匱乏：依親簽證禁止就業的存有剝奪、法律禁止外國人政治活動的被迫沉默，以及語言與時空的陌生積累，而這種孤立感正是驅使人們走向社群的動力。「結社照顧」因而展現於三個層次：第一、回應飲食與自我價值等基本需求；第二、「今日的孤立者成為明日的照顧者」的照顧循環，社群依日常需求與共享價值而非簽證身分組織；以及第三、轉向接收社會的關注與批判凝視，並擴及未婚媽媽協會等弱勢群體。她總結，唯有關注並回應移民的多樣需求，其生活才能在接收社會中再生產，並提出擴充居留路徑、保障依親者勞動權與公共支持結社活動等政策建議。

Session 3

一、Jungwon Huh: Growing Up across Uneven Contexts: Identity Negotiation among Korean–Vietnamese Youth

本場發表人首爾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的 Jungwon Huh 研究教授分享其針對韓越第二代青少年的新研究。他指出，在韓國前三大外籍人口中，韓裔中國人（朝鮮族）正快速高齡化，而漢族中國人則多為缺乏家庭團聚權的勞動移民，唯有越南裔（約 30.6 萬人，自2000 年以來成長 60 倍）年齡結構最年輕，是當前最快速形成第二代的群體，越南裔母親的子女已占韓國多元文化學生約三成。該群體婚姻移民數則自 2015 年起持平，顯示此群體已由新移入轉向定居與第二代形成階段。然而既有研究卻多分屬「多元文化青少年」、「旅越韓僑子女」與「婚姻移民子女」三個互不相通的傳統，皆無法捕捉跨越兩國成長的青少年。

Huh藉由比較於韓越兩國成長的青年，提出她此次研究的核心論點：韓越兩地的身份存在著階序上的不平等——同樣的韓越背景，在韓國是需低調隱藏的污名風險（「多文化」標籤近乎貶抑，因越南被想像為較貧窮的母國），在越南卻是可轉換為社會資本的資產（韓裔身分連結著三星與韓流所象徵的財富與機會）。制度上，在韓青少年僅有單一國籍與升學軌道，在越南者則可持雙重國籍並有多元選校空間；河內與胡志明市的韓國國際學校已有半數學生來自韓越家庭，畢業後可經特殊入學管道進入韓國名校。Huh於河內的訪談資料初步歸納出六個分析主題，包括韓國學校作為韓越機構、經由外婆的親屬跨國主義、不對稱雙語、預期性隱藏等，後續研究將聚焦於面臨兵役與大學入學抉擇的十一年級以上男性青少年，以掌握認同協商最關鍵的時刻。

二、Pei-Chia Lan（藍佩嘉）: From the One-and-a-half Generation to Translocal Children: Navigating Mobile Childhood and Negotiating Situated Belonging

本場發表人臺灣大學社會學系藍佩嘉教授分享其新書《成為「新二代」：多元文化與地緣政治下的跨國婚姻子女》的部分內容。2016 年新南向政策後，政府以「新二代」框架正面化跨國婚姻子女形象，她稱此為「地緣政治多元文化主義」（geopolitical multiculturalism）。本次分享聚焦於研究團隊訪談的 15 位在母親母國出生或成長、青少年時期移居臺灣的跨國婚姻子女。她指出過往以疆界取徑發展的類型學多從接收社會視角出發，陷入「方法論的國族主義」；西方「1.5代」（The one and half generation）一詞更預設移民採取線性單向的遷移，無法捕捉亞洲地理鄰近下的反覆流動。她因此提出「流動童年」（mobile childhood）與「跨地子女」（translocal children）概念，後者凸顯許多人同時經歷跨國遷移與母國內部的城鄉移動。

研究辨識出四種流動童年模式：隨特權父親的流動，如外交官子女 Janet 輾轉多國，「在不同地方被人們以不同方式稱呼」，父親驟逝更使特權瞬間轉為不穩定；隨弱勢母親的流動，如阿明在家暴與生意失敗間多次往返臺越、教育嚴重中斷；為與臺灣父親、祖父母或移民母親團聚的流動；以及為教育或工作的流動，如逃離中國升學競爭或反向赴中享「臺生」紅利者。跨越國界並不容易，父系護照或 DNA 檢驗形同「血緣資本」，使那些非婚生子女須經衍生入籍（derivative naturalization）手續，而母親與前配偶所生的中國子女更受每年約 300 名的配額管制。語言與腔調、教育銜接、「永遠的外國人」的社會偏見，以及兩岸地緣政治的陰影，構成這些子女在融入社會時的重重障礙。她強調，這些子女重視歸屬，但他們的歸屬是協商性的、關係性的「處境式歸屬」（situated belonging），他們或以社會住宅為歸屬、或以親屬關係（「家是媽媽所在之處」）界定家，或重構跨越邊界的親屬意義（家不是單一地點，而是不論國界的親人朋友所在之處）。她總結，國家政策忽視跨地方子女的處境；流動童年可能賦予其特權也可能促成危殆處境，而這些子女則是重新定義家與親屬的創造性能動者（creative agent）。

陳涵紀速記，鄭欣娓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