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場專題演講中，Rense Nieuwenhuis教授以「歐洲韌性的不平等」（Inequalities in European Resilience）為題，探討當前歐洲在面對人口轉型、氣候變遷、科技發展與市場轉型等「大趨勢(megatrends)」時，如何將「韌性」的概念引入政策設計與社經議題中。

Nieuwenhuis教授與其團隊的研究聚焦於歐洲勞動市場對「韌性」的需求與能力，試圖分析不同社會群體在就業市場風險暴露程度上的差異 ， 及其規避或緩解負面勞動市場結果之能力分布。 他與團隊想知道的是，一群人之所以貧窮，是因為他們比較容易失業，還是失業時不容易找到工作？ Nieuwenhuis教授指出，前者可理解為 韌性的需求面，並對應於因外在衝擊而導致的貧窮 ；後者則屬於韌性的能力面，並與就業懲罰風險有關， 而這兩者之間的交互作用可能進一步帶來疊加優勢或劣勢結構。

Nieuwenhuis教授與團隊的研究運用涵蓋三十個歐洲國家、歷時十年的資料， 並納入三類勞動市場風險 （失業、低薪工作、低度就業） ，以及貧窮風險（at-risk of poverty）、貧窮差距(poverty gap)與物質匱乏(material deprivation)三個貧窮結果。 其研究結果顯示，以教育程度而言 ，大學學歷者確實更不容易失業，失業後也更容易回到崗位； 後段教育組則更容易失業，同時也更難找到工作而致貧窮。 若以不同的家庭類別而言 ，雙親家庭無論有無子女都更不會失業， 失業的狀況 也較不易持續 ；相對地， 單親家庭的 疊加劣勢則相當明顯。故誠如前述，分析不平等時必須同時考量韌性的需求與能力，而最缺乏韌性能力者，其往往也承受最高的就業市場曝險。

另一項由Mary Daly教授主持的「家庭、福利國家與韌性」計畫則揭示瑞典低資源家庭的處境。該研究首先提出一個關鍵問題：在瑞典這樣的高福利國家，人們是否可能陷入貧窮？Nieuwenhuis教授強調， 這與我們如何理解 「貧窮」有關。 在瑞典高生活標準與 高親職期待的情境下，家長往往面臨巨大的壓力，如子女參與運動和課後活動的支出昂貴 ； 而為節省開支，家長必須投入大量時間比價，形成難以被調查的「時間貧窮」。在此同時， 家長也經常面臨難以抉擇的困境 ： 在親職與工作之間，他們通常優先考慮子女，但這也帶來長期的經濟後果。受訪者表示， 一旦公共協助之 介入不夠及時，問題就會滾雪球， 此外歧視也是個問題 。

Nieuwenhuis教授進一步指出，這項研究亦對促使我們重新思考「能動性」的概念， 呼籲關注低資源家庭所面臨之困境的複合性；此外福利國家本身亦面臨了結構性與操作性困境，前者包括無法迎合需求或複雜而不連貫的規則等，後者則指過度官僚導致的延遲、僵化與汙名化。
Nieuwenhuis教授在演講的最後強調，當分析焦點從社會層次轉向家庭與個人層次時，「誰被期待具備韌性」便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 對中產階級而言，韌性往往可以透過存款等方式提前準備， 但對低資源家庭而言 ，因此政策設計不僅需要辨識哪些群體面臨何種風險，也需重新思考韌性的意義 。 為回應此一挑戰，他與團隊 提出十五項 「rEUsilience」政策原則，以親子家庭的收入補助為例，主張採取更具普遍性、前瞻性與互補性的政策設計， 同時兼顧不同家庭的多樣需求， 以期在結構層次上縮減韌性的不平等。